越戰也喚醒了青年們的加害者意識。這是基於日本成為美軍的後方基地，藉由「越戰特需」達成經濟成長的罪惡感。但絕不僅止於此。
這些青年是在初等教育中接受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戰後民主主義的天之驕子」。他們有許多人對自己在升學競爭中將同年級生踢落，進入大學踏上菁英坦途而懷有罪惡感。例如埼玉縣立浦和高中報的報導中有如下敘述：「乍看之下社會一片祥和，但我們的生活和學校生活中卻透過各種測驗，因為一分、兩分的個位數差距，被強行區分能力……根據測驗分數選擇大學，一同畢業，然後逐漸邁向搾取他人的一方。」
在升學競爭中踢落同年級的同學，生活在因「越戰特需」而繁榮的日本社會中，逐步「邁向搾取他人的一方」，這種狀況給接受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他們帶來罪惡感。日大全共鬥的某運動家在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表示：「我們在這場鬥爭中清楚了解到的是，當今社會體制中內藏的階級性，明顯存在著一堵高牆，它幾近冷酷地踐踏、粉碎了人們必然渴求生存的慾望。……現在從大學畢業這件事，不就意味著踐踏眾多未擠進大學的人們的生存嗎？」
如第十五章所述，越平聯代表小田實於一九六六年指出，日本在越戰中既是加害者同時也是被害者。這一年越平聯邀請美國反戰運動家，召開「日美市民會議」時，小田主張「面對美國，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但面對越南時，日本則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亦即，日本無法違背美國的命令，因此成為被害者，但因接受美國的命令，所以面對越南又成了加害者。
小田會如此主張，有他個人的判斷。在此之前日本的和平運動以太平洋戰爭中受害體驗的記憶作為主要原動力，但一九六六年時，戰後出生且不知戰爭為何物的世代已經成長為高中生。小田除了身為作家外，也以補習班的教學工作當作副業，因此有許多機會接觸年輕人。
在一九六六年的對談中談到，「我某次向學生們提到，岸信介過去是戰犯，他們的反應是：啊？岸先生原來是戰犯呀？這反倒讓我吃了一驚。」「面對岸信介，我是被害者，但說見到他就感到反胃的這種說法，好像已經行不通了。」他從這種認知出發，認為立基於被害者意識的和平運動已經達到極限，因此改以加害者意識的覺醒為訴求，希冀創造一套說法傳遞給不知戰爭的青年們。
小田此種「被害者＝加害者」論，給接受戰後民主教育的世代造成重大影響。當年十九歲，在米子市閱讀小田文章後成立「米子越平聯」的女學生水田風（音譯，水田ふう），於一九九六年如此回憶：
「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謂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天之驕子世代……成長過程中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反對戰爭！』（拜這種『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之賜，我一直堅信『只要大家都站出來反對，就能阻止戰爭。』）」「讀了小田實的文章〈加害者的邏輯，被害者的邏輯〉（對吧？），我非常吃驚，心想：『呃，我是加害者！』『得做點什麼、真的得做點什麼』（這是用米子的方言說）。不能再坐視不管了。」 （相關報導： 張智琦觀點：這本150萬字巨著，寫出日本青年曾經的激烈鬥爭與迷惘臉龐 ｜ 更多文章 ）
然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論，以不同於小田意圖的形式在青年之間流傳。立命館大學全共鬥的支持學生高野悅子的手記，在她自殺後出版成《二十歲的原點》一書。書中她寫道，「面對京大生和東大生，我帶著自卑情結。……一方面帶著優越感，同時又帶著自卑情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