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蕭條讓歐洲人的政治立場走向兩極化，革命派工人紛紛拿起武器，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推進。
自俄國革命及其激起的全球群眾運動失敗後，出現一段短暫的相對穩定時期。資本主義系統獲得部分的經濟復甦，各國政府回歸到沉悶的議會政治，而曾經被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群眾運動燃起熱情的數以百萬計工人，也重新墜入日常生活的異化和冷漠中。但這段呼吸空間為時短暫。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至晚期的普通經濟榮景，是建立在金融投機的浮沙上，各個「基本指標」如工業投資、上升的勞動生產力及增加的製造業生產量，始終疲弱。當榮景在一九二九年爆破，整個經濟墜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場後來被稱為「經濟大蕭條」的災難中，數以百萬計普通人的處境極其絕望，以致再次被吸引到對抗資本主義的群眾鬥爭。
然而其他力量也在作用，經濟危機粉碎了中間立場，讓人們朝左、右兩極分化，所以一九三〇年代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法西斯主義反動的激烈戰場。後者的勝利將會直接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更久、更血腥，也更野蠻。
長嘯的二〇年代
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鬥爭浪潮為時短暫。從一九二〇年起，經濟欣欣向榮，新的個人主義文化應運而生。到了一九二八年，工業產出相當於一九一四年的翻倍。經濟學家宣稱資本主義的「兒童期疾病」已成為過去式，而「世界的經濟狀況看來處於大步向前的邊緣」。
美國市場滿溢以往僅有少數人才買得起的消費品，一般家庭獲得電力供應，中產階級人家購置電話、收音機、留聲機、吸塵機和冰箱，數以百萬計的人每週上電影院一次。汽車不再是奢侈品，變成大眾市場商品。「美國夢」看來已經變成日常的現實。「每個人都應該變得有錢」，通用汽車財務主管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拉斯各布（John J. Raskob）如是說，而許多一般美國人都有同感。
歐洲加入「長嘯二〇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時間要遲一點。戰爭的經濟衝擊、社會脫臼加上革命浪潮，對歐洲的影響相對比美國大。但在一九二三年之後，歐洲人同樣加入了「爵士年代」（Jazz Age）。
提供美國貸款的「道威斯計畫」（Dawes Plan），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有助於振興德國經濟和穩定威瑪政府。英國展開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在米德蘭（Midlands）和英國東南部發展汽車、飛機等高科技工業及耐用消費品工業，又在舊的都市區四周建立新的郊區。
就像在美國一樣，資本主義的重新穩定讓很多人對於繁榮的前景充滿樂觀。隸屬社民黨的德國總理穆勒（Hermann Müller）在一九二八年宣稱：「我們的經濟健全，我們的社會福利系統健全，你們將會看見納粹以至共產黨被傳統政黨吸收。」德國首屈一指的經濟學家也是有志一同：「歐洲經濟生活有一股清楚的趨勢，那就是敵對的趨勢將會平衡彼此，成長變慢，最終消失。」 （相關報導： 煽政變王化行穿針引線：《暗潮：二月風暴》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不過，資本主義的矛盾並未消失。同樣重要的是（但較少人注意到就是），經濟復甦表現出明顯局限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期間，世界經濟其實都是由各國的軍火開支撐持，正是前大戰時期的軍備競賽為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的「長期蕭條」畫下句點。即便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樣有跡象顯示經濟系統嗜槍砲成癮。但軍火支出在一九一八年減到只有戰時的零頭，帶來大量失業的後果。經濟系統被證明不能光靠生產民用產品復甦，市場原來即不會「自我調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