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蔻爆「張淑娟、蔣孝嚴滾床單案」被地院判為假消息，處有期徒刑1年6月，須坐牢，可上訴。製播此假消息的民視，也在另案一審被判罰40萬元。是我國司法對誹謗罪之「公益 V.S.私德」「公共人物 V.S. 一般私人」由理論形成實踐的陡轉點。
坊間評論沒有注意到的是：判決書揭示周玉蔻同時觸犯《加重誹謗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判決理由偏重前者，然而判決結論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刑。給了我們2個啟示：
為《釋字第509號》創造之「主觀確信」說，建立合理範圍。
為「檢察官與媒體聯合不當行為」之犯罪法源，預指方向。
我國過去誹謗罪的判決，多數與美國背道而馳，本案則轉向現代國家的法律準則，唯仍有異同，值得觀察。
作者對本案有個人高度肯定，但「懷疑論者」可能仍然存在以下疑惑：
本案有可能只是一連串為賴清德解決「內憂外患」的司法大動作之一嗎？還是未來會一視同仁？吳靜怡、徐國勇現在稱柯文哲為「上億夫」。未來真相如何？也將可回應這項疑問。
我們積40年的觀察，基層法院尚重視事實與正義，是我國得以成為「憲政初步」，司法平均得分還可以有51~52分的主要原因。愈上級法院愈傾向關係與利益，以剛卸任的憲法法院為例，更可以漠視公投民意，髮夾彎式服侍權貴政客，達到完全無恥的境界！本案上訴審，才將是重點。（請參見本專欄《北檢進步到52分，名人和小民果然不同》）
另外，周玉蔻如何由「反蔡先鋒」變成「擁蔡主將」？更與多個黨國媒體共同成為「假消息不壞金剛」？在蔡下臺後，周玉蔻倒了、民視也被罰了，值得另題觀察。
公益 V.S.私德●公共人物 V.S. 一般私人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若「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為加重誹謗罪。而「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已經明定「指摘或傳述」不僅必須要為事實，且必須事涉「公益」，不能只是「私德」。
我國法律沒有明確定義，但法律界早已熟知，且大眾社會也已聽聞，誹謗罪應有「公共人物或一般私人」之不同，公共人物受人民供養，或汲取公共資源而得利，故不得迴避任何檢驗與質疑。
此觀念源於1964年美國「紐約時報 V.S. 沙利文案」的判例，判準為對公共人物的名譽侵害必須具備「真實惡意」才屬誹謗，亦即有條件的保護。而對一般私人的名譽侵害，則為無條件的保護。
但我自約三十年前起擔任法扶義工以來，所看到的誹謗訴訟，絕大部分都是公共人物勝訴媒體，而一般私人幾乎全部敗訴。一般私人行為鮮少與公益連結，多是私德名譽受損，即使經由其他訴訟證明所為清白，許多無關的個人隱私已被攤開霸凌、甚至連累家人與服務機構，慘遭巨大的冤枉與傷痛，但對上大媒體一定敗訴。
第一個就是大法官會議（現在稱憲法法庭）《釋字第509號》創造之「主觀確信」，亦即媒體「相信有，就可以散布於眾」。而到底什麼是「確信」，始終沒有定義。
第二個則是法扶界大老K律師的長期觀察所得，判案者存在拉攏大媒體的心理。甚至還有不少「演技派」法官，會在庭上罵媒體代表人，並對一般私人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但判決一出來，卻是與庭上「氛圍」相反的《釋字第509號》，甚至加一句：「為更高的新聞自由，個人的權益不得不退讓」。
確信不得為聽說●散布個資已犯罪
可能基於司法文化與倫理，這次周玉蔻案判決在行文意涵中，以微言大義的策略，展現了幾項重大啟示，其一為《釋字第509號》創造之「主觀確信」，建立合理範圍，即不得為「聽說」，僅稱聽證人戴芝蕙說，不構成「合理查證」，況且戴芝蕙否認有此說。當前國際法律的判準，是物證重於人證，晶華酒店並沒有訂房記錄，既然無房，更不可能「滾床單」了。合理查證，應有物證。
其二為「檢察官與媒體聯合不當行為」之犯罪法源，預指方向。判決內容偏重誹謗罪，但判決結論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很有深意，因為加重誹謗罪也可以判到2年徒刑，并非只為刑期考量。而是為誹謗「散布於眾」的內容，作更現代化的補強。裁判書上說：「所示張淑娟姓名、婚姻、職業、社會活動及照片等個人資料」，即散布「非法利用之個資」即已構成犯罪行為。
「政商法媒裙」利益集團是個客觀存在事實，作者深入研究過的「北檢 L 女檢偽造筆錄案」就是個明確例證，在「柯建銘關說集團」與「打擊司法改革」中擔任急先鋒的 L女檢，也與勒索集團配合，偽造沒有犯罪時間地點，也沒有犯罪事實，只有勒索集團者的推測，再偽造被告自白認罪，將無辜者起訴。
勒索集團向無辜者要求巨額和解金，否則就送配合的媒體「散布於眾，指摘傳述」。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認了，並留下「寧可被勒索，絕不上法院」的名言。
另一位公司的主管不願屈服，結果被惡整了10年，雖然最後獲得清白，此謠言已使他喪失了公司併購的機會，身心受創的損失更大。但後續的媒體誹謗案中，媒體卻以不實報導來自L 檢察官，抗辯成功。周玉蔻案啟示，由於起訴書上不會有當事人「職業、社會活動及照片等個人資料」，媒體未來若自己添加個人資訊，也會成為犯罪證據。（請參見本專欄《司法冤假錯，革命不可、維新不易》）
公共人物誹謗一般私人
其三，判決雖然沒有直接討論「公共人物 V.S. 一般私人」，但指出：「周玉蔻為知名新聞工作者，並係政論性節目頗具聲望之主持人、評論員，得以表徵反應社會百態意見，對於時事評論針砭均得以帶動社會輿論。」當前不少記者已經變身成網紅，自己是公共人物。周玉蔻被判有期徒刑1年6月，不可謂不重，故本判決也因應社會變遷而產生的「公共人物誹謗一般私人」，有考量身分差異的表達。
本案如果能夠形成法院共同判例，對普通人民的名譽權將有具體的保障。
本案與美國的誹謗案過程與結果仍有許多不同，可另文比較參酌。比較大的是，美國多數州誹謗案僅為「民事」，不是「刑事」。加害人可以不必坐牢，但有相稱的損害賠償、乃至懲罰性賠償，可達百萬、甚至千萬美元以上。
賴清德解決「內憂外患」？還是一視同仁？
賴清德上任後，連續發起大刑事案件。為何是賴清德發起？最明顯的就是「英系大阿哥」鄭文燦涉貪案。這個案子7年前就已偵辦，卻不了了之。民進黨最喜歡講「時空變換」，換的只有1個：蔡英文換成賴清德。
賴清德在陳水扁貪腐案偵辦過程中，不斷大聲疾呼「不可押人取供」，當時他沒有政權，仍不吝關注。現在柯文哲被連押2次了，賴清德卻立場髮夾彎，變成踮踮，他現在有政權了，反而不作任何保障人權的宣示。這個也是一種發起明示。
懷疑論者無法不聯想：司法是在為賴清德解決「內憂外患」嗎？還是未來掃蕩弊案一視同仁？
上億夫案●吳靜怡、徐國勇如何適用？
吳靜怡、徐國勇現在稱柯文哲為「上億夫」，還有「8大金庫密帳」，情節巨細靡遺，其來源理應只有檢調。未來真相如何？也將與「周玉蔻案」有判準的連通關係。
我們一貫呼籲，如果柯文哲有拿錢，或表示要拿錢，則有罪當罰！
如果是事實，就沒有誹謗的問題。即使柯文哲只拿1塊錢，「上億夫」是基於事實的褒貶譬喻評論，完全屬於言論自由保護範圍。
如果確實存在「8大金庫」，但柯文哲並沒有據為己有，因為柯文哲是公共人物，不能逃避檢驗，也沒有誹謗問題。
如果根本沒有「8大金庫密帳」，則「上億夫」沒有事實依據，是否為誹謗，或許就要等待看「真實惡意」的定義了。
另一個極端是，如果檢方最後的起訴和吳靜怡、徐國勇的爆料一模一樣，是偶然巧合的機率有多大？還是指向違反偵查不公開，有洩密的嫌疑？上次洩密疑案，北檢還把記者傳來問一下，再發佈「查無實據」。此後連連發生，這個儀式也免了。
任期制●避免絕對權力腐化
最後我們必須提醒，即使賴清德是在解決「內憂外患」，只要沒有強迫「冤假錯」，仍然有部分是對人民有利的。
譬如勞動部公務員輕生案，部長何佩珊原始定位為「目的良善」，突然髮夾彎，變成正視職場霸凌案，且再擴展到勞動部濫用公款弊案。雖然輿論多認為這是在處理「菊系」，但如無此揭露，人民無法得知原來「英系」與「菊系」相互掩護下的藏污納垢，無法發現勞動部中權力與金錢的腐敗。
歷經蔡英文8年統治，與俄烏戰爭2年的焦慮，我發現「反主流意識型態群」中發生「反蔡→反戰→反民主」的暗流，而且愈來愈洶涌。這是「只能二元認識者」的自然現象，甚至包括高學歷、高社經地位的人。（請參見本專欄《反美、挺俄─深藍的螺旋反向焦慮》）
司法獨立●避免強迫冤假錯
我們不能因為不滿意賴清德，而賴清德又當選，我們就懷疑起民主。
賴清德在掃除派系時，同時能夠也掃除弊案，原因就是民主兩大基石之一的「民約論」，也就是任期制，因為有任期制才能避免「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定律。試想如果是陳水扁、蔡英文永遠執政，何其可怕！若馬英九永遠執政，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吧！
如何既掃除弊案，又避免藉勢而強迫「冤假錯」，就是民主另一基石：三權分立，司法更要爭取獨立。周玉蔻案同時也處罰了民視，證明司法可以獨立。唯仍有多家黨國媒體常業性製造假消息，而上級法院的權力與名利誘惑更大，國家仍有許多待改革與努力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