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社會能量不真空，社會權力就永遠存在；同時，社會能量與權力上下左右、立體水平分布不均勻，必定因個體在政治地位、教育程度、經濟實力、社會關係……等等上所擁有的資源不等量，存在等級高低與數量大小的分佈差異，群體中必然存在彼此比較之下的優勢者與劣勢者。這種差異導致的對立會發生在社會每一個角落，不同的層次間或相同層次內，這種對立必然是動態地存在人們日常生活之中。在沒有外力調節之下，優勢者必然對劣勢者運用其優勢權力。
換言之，人類社會為建立秩序，必然發展政治體制，受極少數份子甚至一人統治，這是人類社會迄今與往後必然存在的基本結構與狀態。這種社會不平衡的權力運作，無所不在，不論是否在政治或社會乃至家庭各領域，必然產生有優勢的一方具備剝削劣勢者的能力，若不經過外在力量的調節，這種剝削會以最赤裸裸、無底線的力道、普遍地侵害人類的生活。同時，人類普遍有崇拜權力與趨炎附勢的天生性格，社會資源在沒有文化教導或外力調節之下，會自然地超比例向優勢者集中，更加惡化剝削體系對弱勢者的迫害。
人類文明從遠古發展迄今，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文明階段，存在許多社會型態，這些型態都有修飾的詞語，標示其特徵，例如：原始社會、母系社會、父權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專制社會、民主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野蠻社會、文明社會、風險社會、……等等，每一個階段或型態又可細分出許多次級社會型態，不論有多種分類特徵，這些所有的社會一定存在一個普遍共同的特徵，就是都在內部存在社會的剝削體系，只是剝削的方式與程度不同罷了。不是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剝削，古代封建專制與近代一黨專政社會的剝削都比資本主義不遑多讓，民主社會也不能例外，差別只在剝削的方法與形象的包裝不同。簡單地說，人類文明是在這種社會本質的基礎上開始發展，經過不斷向前推進的悠長歷史過程所產生的。其進程是不斷地加深覺悟體現這種剝削的惡劣本質及其害處，逐步建立制度，除惡改良，降低剝削程度，扶持弱勢者的生活條件與尊嚴。
質言之，人類社會的先天體質必然永遠是一個剝削社會，每個社會之內如此，不同層級之社會與社會之間亦是如此，亦即全球國際社會也必然如此，國與國之間必然也存在剝削，這應是人類永遠無法跳脫的宿命。剝削的機制在放任市場機制的情況下，力量必然越來越大，若碰到自然或人為災難，剝削者一定會使盡自身的優勢力量先求自保，將風險與不利益轉嫁給其他弱勢者，令弱勢者被剝削的處境更加困苦。這個普遍存在之剝削社會的真理可證諸古今世界各國歷史事實與現況，比比皆是，最近三年之新冠疫情結束後的情況再一次體現與證實這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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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的是，人類為萬物之靈，不是只懂得剝削，還有其他的思維與力量。從歷史證明，人類社會曾在古老的中國與近兩三百年全球的範圍，存在過推進人性進步的案例，特別是最近兩三百年在全球範圍內迄今的發展，足證普遍的剝削無法跳脫，但可以社會集體的努力予以普遍減輕。這都必須依賴人類制度與文化的學習與進步。
人類進入到科技時代，人工智慧（AI）已經上場，這將強化剝削者的力道，貧富差距擴大的自然力道較之往昔更加強勁。若是人類的文明沒有深度覺醒，改變慣性的思維、決心與實踐，這個悲劇會越來越重。若想要依賴「自由市場」調節，只會放縱優勢者可假「自由」之名，施展剝削的權力，雪上加霜，令剝削取得難以批判與改變的「正當性」，實為人類文明的悲歌。必須有一種具備社會公信力的力量出來調節與節制這種剝削程度，這只能寄望公權力。具有公信力的公權力必須跳脫人類往昔的發展軌轍，拿出創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加以調節，否則，數十年後，後果不堪設想。
中外歷史的給我們的教訓是，人類社會必然充滿不均衡的權力，擁有權力或較大權力者必然剝削沒有權力或權力較小者，也就是說，社會的本質是不正義的，要減少剝削才能提升正義的程度。基於社會這個天然必存的性質，真正完全正義的社會永遠不會存在，若有這樣的社會，一定是騙人的壓迫型社會，如專制獨裁國家不准人民說這方面的問題。換言之，減少社會剝削與提升社會正義的程度必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若能做到大家認同與接受甚至滿意的程度，才容易創造有向心力的和諧社會。這必須是公權力負起主要責任才有可能，不能訴諸或寄望私部門。
每個社會最大的發展引擎與推動力是政治體系，自古以來沒有社會例外。從人類歷史來看，時代越往前進步發展，社會的複雜度越高，內外利益越分歧，越需要公權力以不同的方式協調折衝，以鞏固社會和諧程度；是故，「小政府」之說只會是一個如同「完全競爭之自由市場」一般，難以具體穩定定義的概念，看看美國聯邦政府的增肥與國家預算赤字的增長就可見一斑。其次，永遠是公部門為了建設國家與社會不得不向人民或企業抽稅，抽稅當然要多取自有錢人，越有錢者應被抽取越多，才符合公理正義，也才有縮短貧富差距的機會。再者，政府的支出已成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應為人類社會所不能避免的趨勢。然而，治理國家常常的結果是政商勾結，富人以超過社會總體經濟（GDP）增長的速度累積財富，當然會剝奪千千萬萬弱勢人民的財富，貧富差距擴大，窮人依舊貧困，甚至更加悲慘。
是故，政治體系行為的效益優劣決定國家建設發展的良窳，政治體系要有效益必須清廉能幹，特別是在教育已經普及的情況下，清廉比能幹更重要，清廉政治對一個國家或政權的強大一定是必要元素。我們若不想自欺，必須承認，我們的政治距清廉政治還遠得很，中國大陸更遠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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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社會集體覺醒而運用後天的制度或文化加以調節，阻斷或打破政商勾結的自然傾向，剝削者的優勢與力量只會越來越容易增長，越來越強大，就容易產生財富的兼併集中的結果，社會內部力量博弈走向惡性循環，直到一次循環走到了極端，人民不再忍耐，激起人們激烈的反抗而被推倒，才會重新洗牌。如果沒有制度上的根本變革，重新洗牌不會是剝削的終止，繼之而起的是另一次、由另一波人主導的剝削，當然最終也同樣會走向另一次被推翻，如此不斷重複社會悲劇。這在人類專制時代的歷史上與現代專制國家中不斷地重演。
中國歷史很能幫助我們認知理解這種循環。在每個朝代開始時，執政者基本上都是與民休息，勵精圖治，勤儉克己，剝削的情況較之前減輕不少，但隨著社會安定繁榮，權力穩固之後，皇室貪圖享樂的歷史慣性復萌，生活奢侈，賦稅漸重，官僚有樣學樣，貪污腐敗亦日趨嚴重，皇親國戚、王公貴族、文武百官、富商大賈、地主豪門無不過著攀比排場、奢侈浪費、過度消耗的生活，朱門酒肉臭變成常態，伴隨的就是路有凍死骨，越來越多的人民流離失所，社會財富與最為財富象徵的土地漸漸集中於權貴官僚、地主、商人、富豪之家。這種情勢要直到改朝換代才會止住，重新回到改朝換代的初期狀態，由新朝權貴官僚再演一次類似的劇碼。
民主社會因有選舉，可透過固定期間的選舉和平替換政權，可避免專制社會的暴力革命，但若沒有合理的社會經濟思想與政策，也無法轉變貧富差距，社會內部對立依然會被激化，依然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目前的美國與一些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民粹就是這樣引發的。
由於剝削會不斷地系統性地加強，剝削者會將自己的風險轉移加諸弱勢人民群體身上，被剝削者的生活風險也會不斷地系統性增多與升高，這類群體的人數會不斷增加，各種侵害人民的社會災難成為日常可見、普遍存在的現象，西方先進社會特別是北美遊民數量陡增就是說明這個社會性質最好的案例。這樣的剝削與風險社會很難發展為一個和諧社會，肯定內部衝突會增多，而且加劇。
人類文明的進步是在邁向自由、民主、博愛、平等、正義等諸多理想目標的道路上艱難地獲致的，但是，要鞏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正義，必須要有一個適應且能支撐其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亦即均富社會。顧炎武在他的時代說過：「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一個趨近均富的社會，很難會有貧窮問題，就容易解除社會內部對立的大患，營造相對和諧的社會，如今可以北歐為參考。
在建設均富社會的過程中，一定需要改變社會的剝削制度，這需要相應的社會思潮為基礎。既得利益的剝削者一定會竭盡所能，粗暴或奸巧杯葛，出言恫嚇，將把財產轉移他國，會令國內經濟衰退，有政治權力者常常幫腔，令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者萬般無奈或擔心處境更糟，只好繼續忍耐不公道的處境，剝削者詭計因此屢屢得逞。事實上，沒有母國社會的支持，企業很難成長，更難壯大，一旦壯大，必然向外擴張。若母國社會形象不佳，必然令其業務力道受絀。只有企業主動負起社會責任的社會才能健全發展與增加和諧度，和諧社會中，弱勢人民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消費能力，廣大人民消費的受益者必然是廣大的企業群與各類商家。節制社會剝削，照顧弱勢者，一點兒都不反商，反而會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近幾十年全球的歷史已經證明，「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與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實際上皆為劫貧濟富的謊言，破壞了各國的中產階級，美國就是個好例子。台灣若繼續追隨美國的發展模式，劫貧濟富，疏忽照顧勞工與弱勢人民，遲早會引爆內部的動亂，社會只會有脆裂性，不可能有韌性。唯有參考並向北歐國家學習，發展符合真正社會主義精神的社會經濟治國模式，台灣才能走出一條人人稱羨的坦途，才有資格說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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