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明社會制度對繁榮的重要性」，艾塞默魯、強生、羅賓森獲肯定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今日（14日）揭曉，由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生（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榮獲桂冠。諾貝爾獎委員會稱，這三位經濟學家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幫助我們瞭解各國之間的繁榮有何差異。

在得獎公告中，諾貝爾獎委員會稱艾塞默魯、強生與羅賓森三人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一個法治不健全、制度剝削人民的社會，無法帶來經濟成長，今年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幫著我們瞭解箇中原因。

得獎人的研究指出，造成各國繁榮程度差異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在殖民時期所引進的社會制度不同。當歐洲人在全球大部分地區殖民時，這些社會的制度也隨之改變。被殖民時貧窮的國家通常會引進廣納型制度（共享經濟繁榮），久而久之，社會往往會變得普遍富裕；曾經富裕的前殖民地，若是引進榨取原住民和奪取資源的制度，如今就往往流於貧窮。

當國家陷入榨取型體制和經濟成長停滯的局面，得獎人的研究說明了引入廣納型體制將為所有人創造長期利益，但榨取型體制只能為當權者帶來短期利益。只要政治體制能保證他們繼續掌握權力，就沒有人會相信他們對未來經濟改革的承諾，國家自然難以繁榮，這也能解釋國家為何走向民主化。

當權者如果面對革命威脅，他們往往寧願繼續掌權，並試圖藉由經濟改革得承諾來安撫群眾，但人民並不相信情勢安定下來就不會回到舊制度。最後，唯一的選擇就是轉移權力、建立民主。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 Jakob Svensson 表示：「獲獎者證明社會制度對於實現繁榮的重要性。」

國家為何會失敗？

艾塞默魯、強生與羅賓森除了是學院裡的經濟學教授，他們也出版了多本叫好又叫座的經典作品。像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與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得獎理由最相關的一本著作，應該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台大經濟學系教授林明仁曾指出，這本著作就是試圖回答「長期經濟成長與發展的來源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一千年前世界各地的生活水準相去不遠，一千年之後的歐洲與非洲在貧富差距、經濟發展方面會有如此大的差距。 （相關報導： 諾貝爾文學獎效應驚人　韓國女作家韓江獲獎不到一天，作品賣超過30萬本 ｜ 更多文章 ）

《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的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曾認為是「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切」，但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基於15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認為我們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制度」，才是決定一個社會是否繁榮昌盛的主要原因。因此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很大程度都是由制定決定。林明仁指出，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

至於《自由的窄廊》則是試圖回答「國家機器如何能與公民自由共存」？艾塞默魯和羅賓森認為唯有讓國家與社會維持在「自由的窄廊」之內—不要偏向無政府、也不要倒向獨裁統治，才能在暴政和無政府狀態之間撐出自由的空隙。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曾在中文版的書序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經濟學人：他們指出國家成敗的原因

《經濟學人》指出，一個人的生活水準多半不是由天賦或努力工作所決定，而是由這個人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所決定。那麼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貧窮呢？艾塞默魯、強生和羅賓森共同發表的學術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用經驗研究與經濟學回答了這個問題。

三位經濟學家利用「工具變數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來確定哪些歐洲殖民地發展了廣納型制度，哪些發展了榨取型制度。在移民死亡率高的殖民地，像是歐洲人不適應熱帶疾病的非洲，殖民國家選擇盡可能榨取本地勞動力；但在美洲、澳洲和加拿大等殖民地的低死亡率，意味著殖民國家通過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為歐洲移民提供分享財富的機會。廣納型制度鼓勵人力和物力資本投資，榨取型制度則抑制投資，因此造成生產要素的累積速度不同，最終也造就了國家之間的成敗有別。

有趣的是，如果將國家發展放進歷史的維度，殖民地之間往往會出現「運氣逆轉」：西元1500年最富有的殖民地，現代卻成為最貧窮的殖民地，即使排除北美和澳洲殖民地的「新歐洲」，這個結論仍然成立。艾塞默魯、強生和羅賓森假設，這是因為曾經富裕的殖民地擁有更多財富，更多的人口則提供被迫在礦山和農園工作的勞動力，統治階層若維持榨取型制度，最終就會導致國家走向失敗。朝鮮半島的南北韓經濟差異，也被認為是這個假設的佐證之一。

不過《經濟學人》指出，三位獲獎者的研究也面臨不少質疑。伊利諾大學的經濟學家大衛・阿波伊（David Albouy）就認為，對定居者死亡率的估算並不正確，而且是有選擇性地引用，藉以支持作者的假設；哈佛大學的愛德華・葛萊澤（Edward Glaeser）則認為，除了制度層面的因素，移民死亡率還有其他影響因素，像是歐洲人也帶來了教育。

歷史學家也質疑廣納型與榨取型制度的劃分，像是南韓是在軍事獨裁統治下發展起來，並非採取了什麼廣納型制度才變得富裕，美國發展過程結合了白人的民主權利與黑人的奴隸制、專制中國的崛起也對三人的研究帶來挑戰。《經濟學人》說，艾塞默魯、強生和羅賓森可能無法完整地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貧窮，但是他們的研究已經帶給後世的經濟學家繼續探尋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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