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和民主黨政權的失敗：《檢證安倍政權》選摘（3）

第2次安倍政權之所以成為日本政治史上少有的長期穩定政權，歷史背景就是1994年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被稱為五五年體制的自民黨近38年長期執政期間，派系和族議員利用分權的自民黨組織，產生出政、官、財三方的緊密關係，也發生欠缺領導中心和結構性貪汙等問題；應該要解決上述問題，以英國型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將可能政黨輪替的兩大政黨制，和以此為前提的首相權力集中作為目標，就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

在1994年的政治改革中，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被導入眾議院選舉，取代以往的中選舉區制，另一方面強化對企業、利益團體政治獻金的規範，並導入政黨補助金制度。此外，透過橋本政權的行政改革，強化省廳重組和內閣功能的計畫，並於2001年實施。其中，在小選舉區制的背景之下，1998年成立的民主黨雖幾經波折，仍持續成長，並在2009年的眾議院大選上大勝自民黨，真正達成了政黨輪替，這可以看作是一連串政治改革的成果。

與政治改革並列的另一歷史背景，是民主黨政權的失敗；詳見亞太倡議智庫的前身──重建日本倡議基金會所著《檢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一書。民主黨政權無法履行政見，於2010年參議院選舉失敗而陷入「分立國會」的窘境，短時間之內就顯現出窒礙難行之處。民主黨因增加消費稅而產生分歧，其中一派作為「第三勢力」成立日本維新會，並活躍於日本政界，導致2012年的眾議院選舉以失敗收場。如此一來，兩大政黨中能與自民黨抗衡的一端遂逐漸衰弱。

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的當時，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明顯低落，權力也逐漸集中於首相。其中，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低落指的就是自民黨「一強」，首相集中權力則是安倍「一強」。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特例的原因，可以從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和其部分性的挫折，還有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中尋求。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也有過瀕臨政黨輪替的危機。2017年，安倍首相爆出森友‧加計學園醜聞期間，在東京都議員選舉中贏得多數席次的「都民優先會」，憑藉著勝利的餘熱，試圖推派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參與國政。雖然安倍首相因考慮到「只能趁小池百合子還未準備好時出奇不意地突襲他們」而決定解散眾議院，但安倍回憶起解散國會的記者會和希望之黨組黨為同一天舉行時，不禁「打了個冷顫」。結果，首相的解散預測成功，繼承民主黨路線的民進黨分裂成希望之黨（國民民主黨的前身）和立憲民主黨；獲得眾議院大選勝利的自民黨，就此穩固「一強」的地位。 （相關報導： 朱敬一專文：我不是「獨裁者」，但是我想當個廚師 ｜ 更多文章 ）

安倍「一強」也曾因醜聞產生動搖。透過政治改革而制度化的首相權力強化，本就沒有自動保障首相的領導力，反而隨著權力擴大，開始要求首相具備經營政權以及政策相關的高度能力。實際上，2001年實施橋本行政改革以後，成為長期穩定政權的，就只有小泉純一郎政權和第二次安倍政權。繼任第二次安倍政權的菅義偉政權，一年多就結束執政。儘管我們的檢證已十分留意制度性的前提，但還是會重視政權的治國才能（statecraft），就是基於這一層認識。

累積政治資本和安倍色彩的諸多政策

本書的檢證，是以主題類別逐一進行，首先在序論整理出有關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時間序列變化。歷經7年8個月的第二次安倍政權，可透過安倍任期內的兩屆眾議院選舉和3屆參議院選舉，大致上區分成6個時期。

第一期，從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開始，至2013年7月21日的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的特徵是，執政黨在未擁有參議院過半席次的「分立國會」之下，以經濟政策為核心，採取「堅持安全駕駛」的方式突破困境。將由金融寬鬆、擴大國家財政支出、刺激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所組成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推上檯面，並表態加入ＴＰＰ談判。儘管有意修改憲法第九十六條的修憲程序規定，但是在受到輿論撻伐後，實際上撤回修憲案，並在下一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特徵是，推出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同時兩度延後增加消費稅，並贏得國會大選。安倍在2015年9月8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上以無投票自動連任，顯示安倍政權在該時期的穩定性。於是，在長期政權的預測逐漸明朗化，以及在去年眾議院選舉中的勝利，確立了自民黨、安倍的雙重「一強」。

其中的第二期，到2014年12月14日的眾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是，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會議通過有限度地行使集體自衛權等等。另外，替換黨內頭號政敵石破茂，自民黨幹事長改由自由主義派的谷垣禎一擔任，決定延後一年半實施消費稅8%增加至10%後，表態解散眾議院，並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第三期是，從2014年12月24日第三次安倍內閣成立至2016年7月10日參議院選舉為止。此時期具有安倍色彩的代表政策是，通過新安保法，還有戰後70年首相談話、ＴＰＰ談判的初步協議、日韓「慰安婦」協議等一連串的政策。然後安倍表態再度延期提高消費稅，並贏得2016年參議院選舉的勝利。自民、公明、維新等「修憲勢力」，確保了在參眾兩院提出修憲案所必須的3分之2席次。

可以將上述的前三期稱作上半部，此時期安倍政權藉由以安倍經濟學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和增加消費稅的多次延期，來獲得更高的內閣支持率，並贏得國會大選。政權累積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後，再轉移實行具安倍色彩的政策。透過這種循環方式，達成很多政策。特別是曾引起大規模反對運動的二○一五年新安保法的制定，對第二次安倍政權而言，是最大的政治遺產。

在我們的訪談中，安倍被問及第二次政權最大的成果時，這麼說道：「果然如同我所想的就是新安保法。面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挑戰，日美同盟變得更加穩固。」 （相關報導： 朱敬一專文：我不是「獨裁者」，但是我想當個廚師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學者，現任一橋大學院社會學教授。本文選自《檢證安倍政權：保守與現實主義的政治》（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