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五月三十日，備受關注的國安法初選案判決出爐，十六名不認罪被告當中，有十四位被判「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兩位在被判無罪後立即獲律政司上訴，保釋外出。在初選案判決前，以《港區國安法》控告的案件維持百分之百定罪率，官方挑選欽點的法官完美地配合政權打壓的節奏。
即使這次案件有兩位被告脫罪，卻無人視之為「法治」的勝利；法庭完全採納了政府的說辭，同意這群舉辦、參與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被告在進入立法會後，將計劃無差別地反對預算案，藉此要脅並癱瘓政府運作、逼迫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因而「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港府履行職能」，造成憲政危機。
此等判決的荒謬，恐怕無庸贅言。二○二○年立法會選舉因疫情延誤至二○二一年（其實很可能是政治考量），屆時所有被告都已被還押或保釋外出，根本沒有參與選舉，又談何顛覆？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而特首亦可以在財政預算案被否決後解散立法會，並申請臨時撥款，以維持政府基本運作。在憲法中已詳細設計的分權制度，確保立法會能有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依此實行，又談何造成「憲政危機」？
這些被拘捕、還押的政治人物，都是香港最知名、優秀，具代表性的民主派。過去數年，我們目睹這些在囚同道一個個被消音：起初他們仍會營運社交媒體，向公眾喊話，亦有些傳媒會轉達家屬親友的話，以及分享被告在獄中的最新狀況，但到了現在大部分被告的社交媒體已經被隱藏或停止營運，再沒有關於他們獄中的新聞消息出現於公共空間。
直至審訊再開，我們才有機會在新聞看見他們的名字。然而，政權將反對聲音消滅於大眾視野的手段，遠不只有阻斷他們與公眾的聯繫。過去數年，在被告由還押中心或監獄運往法庭出席聆訊時，懲教署以訓練有素的方法，阻擋這些被告在交通路途上被拍到容貌的可能──妨礙記者拍攝在囚車中的狀況，在進入法庭的車道架起黑幕以遮蔽被告的身影，或儘量將囚車直接駛入法庭室內。
他們不單希望香港民主派消聲匿跡，更希望他們的名字、容貌，和背後代表的理念，於市民心中消失殆盡。
初選案判決後，熟悉的名字一個個躍上新聞，仍能在香港營運的電視台以近乎沒有評論的方式轉播，其播報內容就如直白陳述一宗發生在山區的汽車失事案一樣，猶如一件對大部分市民都沒有意義的日常新聞，傳播作為第四權的位置已在香港漸漸消失。
（相關報導：
賴清德發布總統令：謝長廷卸任駐日代表 楊懿珊任駐美公使
｜
更多文章
）
假若是在《港區國安法》前的年代，電視台、媒體在判決發生前會籌備特別節目，法律學者和建制派議員會分別陳述雙方觀點，讓市民有更全面的理解。法庭門外會有魚貫人龍，公民黨、民主黨等老牌政黨的旗幟，再加上民陣、支聯會等公民團體的聲援，擠滿了法庭入口門外的空間，讓人數超過半百的記者拍攝。這群記者中，將會有由黎智英先生創立的《蘋果日報》，以及群眾集資支持的《立場新聞》、各個網媒、學生報的記者。判決後，法官的判詞會被各方仔細閱讀、評論，不滿者於時事節目上大聲疾呼，倘若有重大不公，更會有政治組織、政黨舉辦遊行，聲援被捕人士，對抗體制腐敗。
這曾經是我們直到二○一九年前都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場景。
我們曾認為結社集會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多元觀點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法治精神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香港是一個「正常」的都市，是理所當然的。
希望，在二○一九、二○二○年持續的示威和躁動後，就如一株被連根拔起的幼苗，無力地枯萎在土地上。
時代，就這樣倒退著；時代的大門，宛如監獄的鐵閘，在香港人面前關上。
我在二○一八年香港書展推出了首本中文著作《青春無悔過書》。《青》收錄了我在獄中撰寫的文稿，我與出版社以及編輯的合作相當順利。初版全數售清，當我在流亡海外時嘗試詢問出版社會不會再版時，他們指不會再處理任何與我相關的出版事宜。
因為我是一位通緝犯……嗎？也許這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因素，是我並不僅僅只是一位通緝犯──而是北京認證的「國家敵人」。這個身分就如一場瘟疫，一旦有他人被視為與我接觸，便會遭極權的災厄傳染──我的家人、前同事，甚至訂閱我文章的讀者，全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滋擾和打壓。
出版社當然更清楚明白這個風險。對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我深表理解，假如我身處他們的位置，我也許會作同樣的決定。
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會難過。北京和親共媒體將我描繪成為背叛國家、逐利而行的冷血「漢奸」；但實際上，我只不過是在普通藍領家庭成長，遇上大時代而被推至鎂光燈下的年輕人。成為政治人物，從來都不在我小時候的志願表單上。直到現在，若我能有拋開時代責任的餘裕，也許我也會重回到我隱私的天地，遙遠卻又熾熱地關注我城發生的一切。
但上帝的骰子擲出後，祂並不打算收回。命運的機遇和輪盤將我推往浪尖，我一直在浪濤的起伏尋找安身立命之處，路途的險阻與我的信念共舞──有時候能在高處享受和煦陽光，但更多的，是在低谷看著怒海遮天，或摔得遍體鱗傷。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是繼《青》後，我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兩書結構頗為相似，皆是透過敘述我的個人故事，來折射香港的政治變遷；兩本書的下半部則以政治評論為主，讓讀者能以具體案例來感受政治打壓對社群和個體的影響。《時代》由二○一九年出發，止於二○二三年，捕捉了我在耶魯留學、回港參選、被逼流亡，以及國際倡議的數年經歷。
在香港民主派被徹底邊緣化後，除了仍然在外努力為香港未來奮鬥的離散族群外，仍有一些倖免於牢獄、或已服刑完畢的同道，依然在香港默默地努力著。也許他們難以大聲呼喊，或直接評論政治議題，但能以各種形式維繫殘破的公民社會，以及凝聚市民，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樞紐連結，已經難能可貴。
時代一直倒退著，時代如此殘酷，但總有人能迎難而上，於暗無曙光的當下，提醒著希望的可能。
遙望香港，同樣是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台灣蓬勃的民主是最大的防護和武器。台灣不會成為下一個香港，皆因若中共需要吞併台灣，這個國家所面對的後果，只會遠比香港更好，或更糟──這取決於可能到來的戰爭的勝負。當然，維持現狀、穩定局勢有助台灣發展，相信是台灣人的集體共識。台灣人亦不能踏著香港的「屍體」前進──事實上，香港已逝去的只有一國兩制和自由社會，香港依然換了另一個大家不忍直視的外衣存活著，香港人也在新常態下生活。這個城市尚未停止呼吸，仍在城內的，有很多拚命守住某些底線、拓闊某些自由空間。
而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告訴台灣人香港所面對的鎮壓，讓你們更知己知彼，從而百戰百勝。
歸根究底，香港不是被獵人陳列在大廳的獸皮戰利品，而是與被壓迫的人同在的戰友。我們依然奮鬥著，即使無法高調，即使轉換方式，即使千辛萬苦，即使乏人問津。
此書能於台灣出版，有賴黑體文化的同儕協助，以及一直以各種方式默默支持我的同路人。而此書選擇於台灣出版，當然有其客觀社會因素：任何由「羅冠聰」撰寫的書籍，無論內容題材為何，都必然是在中國和香港的「禁書」。台灣的民主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以血汗爭取得來，彌足珍貴，也滋養了能夠出版此書的環境。回溯過去，我也要感謝所有守住台灣民主自由的先賢和同輩們。同時，在這段困難的時間，我也感謝伴侶一直在身邊支持──她對世界的好奇和抱負、對台灣和民主的熱愛，協助我構建了此書的基調和色彩。
若果中共希望人民忘記，希望民主派聲名不再，那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要與遺忘鬥爭。
正如六四屠城、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我們不能忘記，也不應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