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時合同」(zero-hour contract)在過去半年來﹐成為英國的「政治上的燙手山芋」（political hot potato）。過去一直是個無人過問的冷議題﹐當今成了英國政黨之間經常辯論的焦點﹐每一政黨都對它立場鮮明。然而我發現﹐雖然「零時合同」已被政治化﹐那些尚未被「零時合同」影響到的英國人﹐卻不都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我第一回透徹了解到「零時合同」對勞工的真正影響﹐是在五年前採訪一位四十出頭的英籍孟加拉移民的時候。這位先生姓沙迪克﹐當時發起了爭取倫敦生活工資的運動﹐也就是我那時的採訪主題。倫敦生活工資﹐也就是居住在倫敦﹐支付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高于全國基本工資)。雖然當時「生活工資」這個概念並不是每個人都熟悉﹐但「零時合同」卻是英國上萬勞工的現實情況。
為改善家人生活﹐沙迪克于二零零五年來到他當時眼中的這個「一等國家」。
自二零零六年﹐他就和當地中介公司登記﹐成為家庭看護。這是他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老闆給了他一份合同﹐就是「零時合同」。在這合同下﹐他的工時完全不固定﹐卻必須二十四小時待班﹐工資一小時6.50鎊﹐一周工時大約二十小時。「我一來到英國就成為零時合同的受害者﹐因此我非常明白它的惡﹐」他說﹐「不僅沒有固定工時﹐也沒有給薪的病假和年假﹐這些在英國都是法定的權利﹐但我們這群勞工什麼也沒有。我們收入的不固定﹐造成了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我和家人不僅生活困難﹐更沒有辦法做任何未來計劃... 」
後來我到沙迪克的家中拜訪﹐他請來了好幾位同事和我見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手機不離手﹐好像在等電話。他們都是倫敦塔城區家庭看護協會的成員﹐協會會員五百多名﹐都是中介公司僱佣的家庭看護﹐為本地區的病老人士提供基本家居服務。在零時合同下﹐他們隨時在待班﹐動彈不得﹐只能等電話。公司電話一來﹐他們就得立即上班﹐即使是在半小時之內就得抵達工作地點。
有工可做的時候﹐一周可有三十多個鐘頭的工。但工作時數起伏大﹐有時一整天也沒有兩個小時的工作可做。這樣﹐他們的工資波動極大﹐毫無保障。收入不足養家﹐不僅如此﹐工資數年來從未調過。因此許多人想辦法做兩份工作﹐但這是合同上不允許的。有些人偷着做兩三份工﹐但不是長久之計﹐公司來電話找不到人的時候﹐看護的工作也難保了。在這情況下﹐我面前的每位勞工都為生計奔波得筋疲力盡﹐面容憔悴﹐連坐下來喝一口茶也似乎定不住神﹐戰戰兢兢的。
沙迪克見到這種工作條件如何造成勞工的苦痛﹐在這情況下他創立了倫敦塔城區家庭看護協會﹐和同事們發起了反對「零時合同」的運動。當時他曾告訴我﹕「我們有部份工會人士的支援﹐也爭取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即使在這個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我們勞工也有可能爭取到基本權益。」 （相關報導： 白曉紅觀察： 權力者的「寬容」從來都不是接受和尊重差異 ｜ 更多文章 ）
而五年後的今日﹐再度造訪沙迪克時﹐我發現他的樂觀不再。他和同事們所反抗的一切﹐並沒有得到改善。他告訴我﹐今日塔城區的三千多名社會服務產業的勞工(包括家庭看護)仍是在靠這種「零時合同」的工作維生。看護勞工每周能得到的工作量約二十五小時﹐在物價房價高昂的倫敦﹐養家糊口非常勉強。有人持有三份不同的工作﹐都是「零時合同」﹐做家庭看護﹐又在清潔業和餐飲業裡打零工。也有很多人在一個小時內接了三份看護的工作﹐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說﹐他們要在一個小時內服務三位不同地點的病老殘疾人士。社會服務產業裡多數的勞工都這麼做﹐為了生計他們別無選擇。而這種「趕場」的狀況造成的當然是服務品質跟着下降。 沒有能力去投訴服務品質的病老殘疾人士﹐也成了惡劣勞動條件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