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和男友談到英國的民族關係。我說到政客如何玩種族牌﹐也談到自己親身體驗過的種族主義。他稍沉默一陣﹐然後嚴肅地說：「英國其實算是很寬容(tolerant)的社會。」
「寬容？」我答。
「對﹐就是對他人的差異抱持寬容的態度﹐」他說。
這不是第一次在與人交談時聽到這個字。在主流媒體語言裡，「寬容」是一個普遍使用的字眼。「英國是個寬容的社會﹐」我們經常聽到。「全國價值觀調查顯示﹐英國人是全世界最種族寬容的。」 在八十個接受調查的國家裡，英國人排名屬前，是「最不介意和不同種族的人做鄰居的」，比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要「寬容」。
「英國人寬容弱勢，」《獨立報》曾說。「社會態度調查顯示英國人寬容同志，」《衛報》曾說。就連在外籍人士要取得英國國籍時必須參加的『英國生活須知』考試裡﹐都說到「英國是個寬容的社會」。
「寬容」也是英國主流政治語言中的常用字。而我們若審視它的使用﹐可發現它總是和這些字詞並用﹕社會整合﹐社會融合﹐國家團結。在社會危機中﹐它總成為政治語言中的法寶﹐被當作民族美德一樣地被頌贊﹐被當作萬靈丹一樣的統整民心。比如﹐在九一一之後﹐英國回教徒成為帶罪羔羊﹐回教徒社區遭受國家機構的全面監控和警治機構的騷擾﹐民族關係日趨惡劣﹐當時工黨的戈登布朗即呼籲愛國主義﹐稱英國國旗「象徵著英國的團結和寬容」。二零零七年﹐保守黨的卡梅倫呼籲「統合的英國性」(Britishness)應取代多元文化。卡梅倫這麼定義所謂的「英國性」(英國特色)﹕「由多元主義和寬容來界定的一個共同的單一文化」。
原來﹐政治語言中的「寬容」﹐最早來自十七世紀宗教改革中的「寬容」(toleration)概念﹐反映的是國家與宗教之間關係的演變。它指的不是接受差異﹐而是有限度的容忍差異﹐是去「談判」自由。自十七世紀末﹐英國國教外的宗教人士逐漸得到一些空間﹐甚至可被選進國會。到了一八四六年﹐國會立法除去了對不同基督教派和天主教徒的所有限制﹐自此他們可自由任公職。而對於非基督徒和無神論者的歧視和公職限制﹐一直到一八八八年才除去。
「寬容」 的概念﹐當時代表的是宗教逐漸自由的趨勢﹐於維多利亞時期在民族意識興起時被鞏固起來﹐成為標準的政治語言。發展至今﹐這象徵著英國自由主義的「寬容」﹐帶著鮮明的國家強制性﹐成為統治階級的語言。今日的這「寬容」﹐隱含的是權力關係﹐它暗指的是「誰有權寬容」﹐「誰訂定寬容的標準」。 （相關報導： 白曉紅觀察：富人壟斷市區 窮人聚居邊緣 ｜ 更多文章 ）
如二零零六年工黨布萊爾針對「伊斯蘭基本教派」(在此時已被定型為英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所說﹐「我們的寬容形塑了英國﹐你若不服從我們的寬容﹐就不可進入。」自二零一三到二零一四年﹐英國教育當局對許多中等學校進行調查﹐懷疑學校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激進化。Ofsted (國家教育管制單位)派遣了調查員進入各學校﹐教師和學生都成了質問對象﹐學校圖書館裡存放的古蘭經﹐都被當作「激進化」的證物﹐有調查員甚至引用古蘭經裡七世紀的語言﹐來控指學校宣傳「伊斯蘭極端主義」。伯明罕向來成勣表現優異的幾家學校﹐都被冠上「極端份子」的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