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曉紅觀察：富人壟斷市區 窮人聚居邊緣

在台灣期間﹐經常聽年輕人談到臺北的房價和謀生的不易。買不起房子﹐國民住宅又欠缺﹐年輕人真的日子不好過。倫敦雖然情況不同﹐但近年來在社區裡日益嚴重的 一個趨勢﹐造成了社區人口──包括許多年輕人口─的貧窮化和遷移。

這個趨勢在英國被稱為「雅痞化」﹐它指的是一九六四年社會學家格拉斯(Ruth Glass)描述的﹐中產階級購屋者﹐房東﹐開發公司和財團進入城市裡的貧窮地區造成的衝擊過程。倫敦內許多社區就在近年來經歷了「雅痞化」﹕高薪專業人士的進駐低薪地區﹐帶起了房價的炒作﹐使得國宅租戶區逐漸成為私有住宅區﹐造成低薪租戶的自願或被迫遷移。這也就是倫敦人所說的「社會淨化」(social cleansing)﹐是整個地區的「強迫社會淘汰」過程。勞動階級﹐低薪人士和少數民族﹐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雅痞化」最明顯的特點是生活文化的商業化﹐品牌進駐和當地文化(包括當地原有的少數民族社區文化)的被消費。在我居住的東倫敦塔城區(Tower Hamlets)﹐這個趨勢自二十年前開始發展﹐在最近幾年之中﹐它的衝擊日趨明顯。東倫敦由於房價和物價低廉﹐早期吸引移民遷入﹐一直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百年來各國移民在此彙集成一個包容力強大﹐充滿活力的跨民族社區。它的多樣文化面貌和低廉的房價﹐過去二十多年來也吸引了許多藝術工作者的遷入。而它的風情面貌﹐也漸受到開發公司﹐跨國企業和臨近地區上班的中產高薪人士的注意﹐成為他們地產市場的考量因素之一。

這幾年來﹐不知不覺地﹐大街上逐漸出現了跨國咖啡館和時尚酒吧﹐ 目前和當地的小餐館和舊式酒吧並存。這些新商號的主要顧客﹐是離這不遠的金融中心的專業人士以及中小型文化企業的「有閑」上班族﹐後者之中多是中產家庭的青年﹐有經濟能力在當地購房產。這些文化企業的專業人士帶來了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這是他們展現優勢之處。沿著東倫敦的紅磚巷(Brick Lane)﹐不難看到一家家的高級理髮店﹐高級服裝藝品店﹐新飲品店﹐特別顯眼的是一家穀類早餐店﹐內有三百多種穀類早餐﹐標準顧客當然是注重調養的「有閑情」上班族。店裡穀類食品價格偏高(一碗三鎊五到六鎊)﹐這家早餐店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主要的顧客是附近金融中心上下班的白領人士﹐住在附近的豪華公寓﹐早晨騎著單車到這家早餐店﹐下了班後也經常帶同事光顧。另外也有好奇的觀光客進來消費。這類新商家帶來的消費文化﹐和當地居民的消費習慣格格不入﹐當地居民之中也很少人有享用中產消費文化的經濟能力。這類新商家提供的不是居民所需﹐而它產生的利潤也不會回到當地﹐不會助益當地社區。

進駐的中產人口的增加﹐在景觀上也形成了標準化的時尚﹐比如許多人諷笑的﹐他們其中很多是留著小鬍子﹐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士﹐被稱作“hipster”。文化景觀的改變﹐反映的是原有社區基層機構的被干擾﹐和它們代表的集體性的受到挑戰。這些基層機構護衛的地方歷史和文化認同﹐就逐漸在「雅痞化」風潮中被稀釋。在東倫敦的紅磚巷﹐地方文化認同﹐包括多元文化﹐在被稀釋的同時﹐成為被消費的對象。紅磚巷基本上被分劃成兩段﹕一段是雅痞時尚﹐另一段是原有的孟加拉餐飲﹐過去多樣的孟加拉移民商戶成為被標準化的﹐迎合觀光業的孟加拉餐館﹐被稱作「孟加拉城」。豐富的多元文化﹐被商業化﹐成為中產階級眼裡的「民族餐飲街」﹐它呈現的是一個被淨化的社區文化﹐過去的社區活力已不再。

當地社區文化的轉變和被淨化﹐反映的是社區經濟的被淨化。社區裡基層機構服務的是社區居民的需要 ﹐而進駐的開發公司關注的是社區能夠產生的利潤。住房的逐漸私有化﹐公共設施的市場化﹐公共空間的商業化﹐都對社區有深遠的影響。對社區原有居民來說﹐社區空間成為私人資本與勞動階級居民之間的搏鬥場域。在這個過程中﹐不只是勞動階級居民首當其衝﹐過去遷來紅磚巷的年輕低薪的藝術工作者﹐也都成為受害者﹐無法支付暴漲的租金﹐不得不再度遷移﹐離開紅磚巷地區。

「雅痞化」現象最為嚴重的﹐是倫敦西南邊的布理西敦(Brixton)。它也是抗爭最為激烈之處。布理西敦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社區﹐具有鮮明的移民文化色彩─自一九四零年代末從加勒比海來到英國的移民﹐多在此定居﹐與來自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移民﹐形成豐富的社區文化。它的地方歷史更是充滿豐富的抗爭經驗﹐最為著名的是一九八一年的「布理西敦起義」。長年來英國警方的種族歧視行為造成了「民族關係」的惡化﹐「布理西敦起義」就是最大型的一次警民對抗。

今日﹐布理西敦的面貌已在「雅痞化」過程中逐漸改變。來到布理西敦的第一印象﹐仍是它的友善親切。在大街上問路﹐總是能得到當地居民的熱心幫助。布理西敦社區總是給人一種集體感﹐這是它豐富多元文化傳統的體現。然而同時﹐走在街上﹐也時常能見到一種陌生的面貌﹐由開發公司和大型企業引進的雅痞文化的跡象。比如「布理西敦村」。它過去叫做格蘭維巷(Granville Arcade)﹐是當地的蔬果市場。自開發商進入後﹐連名稱都改了﹐成為所謂「布理西敦村」﹐也就是當地文化特色被消費的一個觀光景點﹐裡面只有時尚商店﹐餐館和觀光客。在過去三年內﹐當地小型企業聚集的布理西敦拱門 ﹐也遭到同樣命運﹐本地企業一個個地被淘汰掉﹐被外來的大型企業取代了。

居民麥克匹考克(Michael Peacock)為爭取住房公義活躍多年。他表示﹕「這些被淘汰的地方企業已在此多年﹐他們是社區的一部分。而今地方政府加倍收取營業費﹐使得那些小型地方企業自然無法生存下去﹐他們被那些不露面目﹐沒有社會良知的開發商取代了。」

當地居民卡絡思(Carlos Cruz)是第一代的哥倫比亞移民﹐來英後就定居在布理西敦。他在團結工會(英國最大工會)的教育部門服務。卡絡思眼見這個地區的改變﹐忍不住難過。「記得以前﹐我經常在這裡的綠地遛狗﹐路的兩旁都是茂密的樹林﹐鳥語花香﹐還看得到小松鼠嚼核桃吃呢。我不想出門的時候﹐只要打開後門﹐我家的絡克就會奔向後面的公園﹐對外面的小朋友搖尾巴... 如今﹐公園不見了﹐綠地不見了﹐聽不到鳥語﹐也看不到小松鼠了。我們能見到的﹐只有一棟又一棟的私人公寓﹐這場惡夢從五年前就開始了﹐和保守黨的聯合政府執政同一時期。突然間﹐一批批的工程師﹐建築工﹐地方環保人員﹐西裝筆挺的建築行政人員進駐我們的地區﹐他們把那些要砍下的樹都劃上了紅圈圈─幾乎所有的樹。樹砍掉了﹐路改窄了﹐許多街名也換了﹐有什麼剩下的地﹐他們都會蓋上公寓。」

「很快地﹐我們地區的交通變得水泄不通﹐往上只能看得灰濃濃的天空...社區每日面對的是噪音﹐而我們當地人不知所措﹐因為地方政府從未諮詢社區﹐就已開始它的「重建計劃」﹐連暖氣和熱水系統的供應商﹐都是由地方政府全權做主。保守黨這次大選勝利﹐‘重建計劃’更是信心十足地持續下去。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白人搬進了這個地區[集中于南邊的赫恩嶺(Herne Hill)]﹐許多本地居民被迫遷移。街頭小店一個個地關門了﹐大型超市進駐。好像這社會淨化的過程是個沒有人能制止的動力馬達。」

我來到了正面臨拆遷的羅步若國民住宅區 (Loughborough Park Estate)。這裡的三百九十間公寓是地方政府七千四百萬鎊重建計劃的中心。這三百九十間公寓將遭拆遷﹐住宅區將興建五百二十五間新公寓。

住宅區裡的部份樓房已被拆掉﹐建起了新大廈﹐現已有新戶﹐陽臺上擺著咖啡桌﹐樓下停著跑車﹐悠閑舒適的中產住家風格已經擺在那些即將被拆遷的住戶面前。

地方居民都清楚﹐「重建」計劃和全國整體的預算消減有關。活躍人士麥克匹考克表示﹕「我們過去在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曾有過住房危機﹐當時各社區也曾受到很大影響。但當今的住房危機不同的是﹐地方政府拆了房後﹐是要建立豪華大廈。這是因為這些地方政府預算不足﹐所以想辦法省錢﹐攢錢﹐他們覺得﹐把居民迫遷到倫敦外﹐讓有錢的投資者住進來﹐是最好的辦法。這就是目前的趨勢﹕地方政府不斷地要除去國民住宅(又稱社會住宅)。」

羅步若住宅區是由Guiness Partnership公司經營的﹐是英國最大的住房提供協會之一。他們的重建計劃中﹐排除了許多原住宅區裡的貧戶﹐藉口是他們持有的租約屬於短期﹐即使有些租客已在那裡住了將近十年﹐住房協會仍堅持無義務安排他們的搬遷﹐僅僅付給他們每人幾千鎊﹐命令他們在月底前搬走。目前﹐部份居民已不得不移出﹐其中有些人已搬離倫敦。所謂「地方社區重建」﹐低薪家庭並無權享有重建的成果﹐卻是由外來高薪者接收。這確確實實就是「社會淨化」：沒有經濟資源的當地居民﹐不論已居住多久﹐都正被迫離開他們的社區﹐往經濟標準較低的地區遷移。

可想而知﹐抵抗是必須的。在布理西敦﹐抵抗也是最直接的。市區裡一家房地產公司佛斯敦(Foxtons)的窗戶被砸破﹐抗爭者在窗戶上寫著﹐「雅痞滾蛋﹗」房地產公司是雅痞化的受益者﹐自然成為貧富兩極化的象徵。可惜的是﹐部份主流媒體借著「抗爭者破壞私產的行為」為由﹐企圖製造社會運動的負面形像。

而反「雅痞化」運動仍如火如荼地進展﹐如「收回布理西敦」(Reclaim Brixton)運動。它特別具有政治性﹐議題延伸到更廣的﹐體制上的抗爭﹐和反對保守黨政府消減公共預算的全國運動結合在一起。

「雅痞化」和房價高漲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倫敦的許多社區深受其害。這也包括了中國移民社區。

倫敦市中心蘇豪區的唐人街﹐向來不僅是城市觀光的景點之一﹐也是英國華語移民社區一個重要的的商業集中地。然而﹐近年來唐人街區域也抵不過開發公司的壟斷﹐在房價高漲的趨勢下﹐移民餐飲業逐漸蕭條。目前在倫敦市中心﹐租金一年可達一坪地八百三十八鎊﹐對於中小型移民企業來說﹐是發展的最大阻礙。十五年前﹐唐人街許多商家每年需繳的租金約為六萬鎊﹔而今日唐人街的商家租金已增加到每年二十到三十萬鎊。房東是沙夫斯伯裡(Shaftesbury)公司﹐在唐人街地區擁有七十一家餐館地點﹐不在乎租金的上漲正在切割移民社區的經濟命脈﹐瓦解社區的經濟力。過去兩三年內﹐百分之十的移民餐飲業因無法抵抗上漲的租金﹐關門大吉﹐讓外來的資金雄厚的大公司(包括連鎖商店)接手。部份遷離蘇豪區唐人街的商家﹐往倫敦北邊的布內特區(Brent)發展﹐在那裡的華語社區開創新空間。然而﹐近來又再度因開發公司的進駐而面臨遷徙的抉擇。

這造成的是整個社區的萎縮。

《獨立報》最近調查發現﹐根據倫敦地區政府(倫敦共有三十二個地區政府)資料顯示﹐倫敦在近三年來﹐已有五萬多個家庭遭被迫遷離倫敦。各倫敦地方政府將許多低薪家庭﹐失業家庭﹐甚至無住處的家庭(無住處是直接由高漲的租金導致﹐無法支付租金的家庭﹐最後被迫離開住處) 遷移到資源較為缺乏的東倫敦﹐而東倫敦各地方政府再轉而將這些家庭迫遷到倫敦外的市鎮。這些家庭可說是因貧窮而遭「連根拔去」﹐遠離了他們在其中成長的社區﹐被棄置在快速發展的城市之外。這個發展速度驚人的社會淨化過程﹐恐怕會使倫敦成為另一個巴黎──富人壟斷市區﹐窮人集中在邊緣地區。這絕對不是現代社會應看到的。

有人說﹐「雅痞化」過程和人民被迫遷徙是一個城市發展必然發生的過程。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房價是可以控制的﹐地方預算是可以增長的﹐地方政府應站在居民這邊﹐挑戰私人房東和開發公司﹐並管制房價﹐同時必須建立更多的國民住宅﹐提供合理價格的住房。這是倫敦最急切的問題之一﹐目前保守黨的市長沒有任何改善倫敦住房問題的意圖或政策﹐人民只能走上街頭﹐為自己和家庭的未來拼命。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在台出版作品有《隱形生產線》、《隱形性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