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城鎮中心的羅馬街，過了午夜，街上燈火通明。就連街尾的歷史博物館還有人活動，他們坐在戶外長凳上，一邊聊天討論， 一邊用極大尺寸的平面電視看著博物館當晚精選的紀錄片。這座博物館也收藏二戰錄像檔案。出乎意料的是，有個名叫辛尼・科漢（Sydney Cohen）的人，在這兒可說是知名人士，他二十二歲時還是倫敦東區一座紡織廠的切割工，二戰爆發後，他出任英國皇家空軍中士。一九四三年六月，科漢的座機燃油所剩無幾，羅盤也出了狀況，因此決定在距離自己最近的島嶼蘭佩杜沙迫降，他的機組員也都準備投降了。他們萬萬沒想到才剛降落，便見島民衝向飛機，誤以為科漢跟他的人馬是來占領此處的而迅速投降。從那之後，人們便戲稱辛尼・科漢為「蘭佩杜沙之王」。
負責管理博物館檔案的當地歷史學家尼諾（Nino），也以研究非洲移民聞名。但他的態度相當謙虛，表示自己做的事不過是與非洲各地前來造訪的年輕人見面。尼諾時不時播放一些難民葬身地中海的紀錄片，總能吸引當地人、觀光客與移民的目光。儘管他應該早已看過上百遍，但每一回重看，他都雙手叉胸、來回踱步，一派認真的模樣。
蘭佩杜沙島比起歐洲更接近非洲，距離突尼西亞的海岸線只一百一十公里之遙。兩地不僅地理位置接近，他們也很熟悉非洲文化。島民對外來者通常相當親切，某些居民甚至因為不吝歡迎移民、支持難民與尋求庇護者，導致他們成為當地名人。例如，二〇一三年那一場三百六十八人喪命的災難發生時，驗光師加爾敏涅・梅納(註11) 竭盡所能救了許多人。我造訪他在羅馬街的住處，他聽聞我來此地想做的事後，便伸出雙手，熱情地跟我交握。
這麼說並不誇張：地理上位處進入歐洲的交通樞紐，再加上對難民悲劇的集體記憶，讓蘭佩杜沙島逐漸發展出獨特認同，迥異於義大利任何一地。一般來說，蘭佩杜沙本地人談起當地歷史與現況時，不會用「我們」和「他們」區分當地人及移民，反倒將島上所有人視為島嶼發展與未來共同命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尤記得拜訪當地公墓的那天，有位名叫卡梅羅的島民指出移民的墓碑位置時，顯得有些緊張，彷彿希望我們記得並理解在他家鄉周圍的海域曾發生什麼事。這些大理石墓碑上沒有名字，只有日期與每次船難的死亡人數。當地人會定期至此獻上鮮花。後來， 卡梅羅帶我們導覽整座島，更不斷從非洲的角度來描述蘭佩杜沙。事實上，島民與移民團結一心的態度，從蘭佩杜沙前市長茱西・妮可莉妮的政治立場最能看出端倪。她反對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的移民政策，也不斷批評歐盟逕行蘇菲亞行動， 逐漸軍事化管理蘭佩杜沙移民之舉。
有天，我們經過了五、六艘曾用來運送移民橫渡地中海的廢棄船隻，它們排成一線，被棄置在一座停車場，旁邊就是燈火通明的足球場。每艘船都不大，頂多只塞得下二十三、四人吧。五十公尺外有間漁夫風格的餐館，可以俯瞰整座港口，上百艘小漁船停駐的畫面恰似明信片上的風景。於是我們進去躲避中午的太陽。 （相關報導： 在「外人」的位置理解他們：《憤怒的白人》選摘（4） ｜ 更多文章 ）
進了餐廳， 我們遇見老闆朱塞佩・聖圭多切（Giuseppe Sanguedolce），他也是我們數度拜訪的島民。朱塞佩為自己的祖先感到驕傲，也為家族住在島上數世紀之久深感自豪。他給我看一本書，義大利文標題叫「Isola D'alto Mare」，意即「公海之島」。他的遠親被寫入書中一篇叫〈祕密海盜〉的文章。這位遠親與他同名同姓，不但遊歷豐富、多才多藝，還研究了數百年前的蘭佩杜沙海盜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