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試圖為社會帶來根本上的改變，人們一定會抗拒……十五年前，這（種族）議題在歐洲的主要對象是黑人和猶太人，而非穆斯林……今日，那些定義自己為極右派人士的群體，所參照的對象便是穆斯林。這情況在法國、德國、奧地利和英國都是……身為穆斯林，你永遠在這算式中，差別只在於你的知名度有多大，以及你宣揚自己的伊斯蘭信仰到什麼程度……這決定了你會受到多少攻擊。但，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穆斯林。
喬達利在伍爾威治長大，就讀的小學就在李．里格比三十年後被殺的那條街上。一九七○、八○年代，青春期的他目睹了國族陣線（NF）及其他極右派力量的茁壯。「現在極右派勢力在政治上變得比較討好，也較為社會接受，不過穆斯林社群的第二、三代已經更有資源，國內的地位也更穩固，面對敵意不會只是認命走開……這和我們第一代成長的狀態完全不同……。」
喬達利說他曾花很長時間尋找生命的意義，而在二十幾歲時，也是讀完醫學和法律之後，他發現了一條能將他帶離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邏輯的思想取徑。他開始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此後二十年，更研讀伊斯蘭教法。他告訴我，可蘭經中伊斯蘭教法是一組可在全球施行的神學律法。「它可無處不在，不只在英國。」他聲稱他的團體進行的是「思想運動」。
與媒體所描繪的不同，喬達利說盧頓的抗議行動其實也包括了非穆斯林人士，他們來自當地的英國白人社群，以他的說法，他們挺身而出反對戰爭，「超越了國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事實上，盧頓的穆斯林和白人社群一直處得很好，大部分當地白人對穆斯林沒有意見。盧頓的幾次大型反戰示威中都有白人參與。」
他也解釋了自己在二○○九年那場爭議遊行幕後的心情： （相關報導： 白曉紅觀察：歐洲社會對恐攻威脅的認知 ｜ 更多文章 ）
這些抗議者反對英國政府參與謀殺穆斯林，以及他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所犯下的暴行……而返鄉軍隊就象徵這一切……相對於真實發生的事，那些標語根本不算什麼。比如，有標語寫了「嬰兒殺手」，有人批評讀來令人厭惡，但戰爭中確實出現了殺嬰行為。在戰場上幹了那些事的人並非被強制徵召……他們是因著自己的意志，卻被當成英雄般列隊歡迎，這絕對該反對。對EDL而言，他們的歷史或許是從那天（盧頓的反戰、反軍遊行）開始，我們的歷史卻是一場早已開始的漫長搏鬥。
有些人說該禁止我們，還說是我們引發了之後一堆有的沒的，但我想說：在英國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前，沒人想當炸彈客……在盧頓發生的事，起因是英國在海外的行為……一切都是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也因為如此，國內才會出現規模這麼大的反戰行動。
然而，二○○九年，大部分媒體都將盧頓的反戰抗爭染上伊斯蘭色彩，導致白人的憤怒膨脹，英國的穆斯林人口被視為假想敵。在此脈絡下，UPL和「休閒幫聯合」（Casuals United）出現了，其組成民眾大多為來自盧頓的法利之丘社會住宅（Farley Hill Estate）及其他社會住宅的年輕白人勞工階級。他們的成長環境封閉、對軍隊忠誠、習於住宅區的幫派文化，且將效忠「自己人」視為最重要的事。這種在地認同感塑造了他們的情感模式。EDL支持者比利．布萊克（Billy Blake）在他的著作《EDL：心路歷程》（EDL: Coming Down the Road）中指出，「英格蘭勞工階級是一獨特的族群（distinct ethnic group），有他們自己的傳統與文化。」此書推薦人包括BNP領導人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與所有EDL成員。雖然他們說自己屬於同一「階級」，但真正使他們結盟的其實是種族與種族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