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煒專欄：報告市長 BOT研討會的論點怎全「怪怪的」呢？

台北市政府17日召開一整天「BOT制度研討會」，市府官員從市長、副市長到相關局處官員、外部學者專家共聚一堂、集思廣益；群英薈萃，理應有好見識、好觀點。不過，為什麼討論的議題、與會者的提出的建言、觀點，都聽起來「怪怪的」呢？

研討會中有人提出、也得到官員及與會者贊同的觀點之一是：BOT投資者應該賺取合理利潤而不是暴利。這句話的確是講得「好棒棒」，放諸四海而皆準，去問每個人都贊同，深以為然。所以，就這麼作吧！

合理利潤存在嗎？誰決定

但，請問什麼是合理利潤？多少以上又算是暴利？又誰能決定這個數字？憑什麼？

這個世界實際的狀況是：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不同的時間所能享有的利潤（或是說投資報酬率），因為大環境變化、產業循環、個別企業經營與技術能力的不同而有變化，高低者可差到無限多倍。你能享有多少的利潤，就看自己的本事，而「評鑑單位」不是那個政府，而是市場。如果只因為那家企業毛利率高就認為其「坐享暴利」，必欲去之而後快，是無厘頭的民粹，真實世界不是如此。

同樣作智慧手機，蘋果的毛利率大概是40%左右，以單一產品而言，研究公司HIS的數據是第一代iPhone毛利率約55%，今日iPhone6的部份機種毛利率則已達70%。其它同樣作手機者，威風無比的三星，去年毛利率17%，今年大概會降到10%；咱們的台灣之光宏達電毛利率接近零，今年就算提升大概也只有1%。

同樣是電子業，晶圓雙雄的台積電毛利率已接近50%，聯電只有20-25%左右；平平都是作代工，其它人是「芧山道士」（毛利率3-4%），和碩可以到5-6%，鴻海則已努力拉高到超越7%。而大立光4年前毛利率就高達43%，技術更精進後，現在是56.7%。

所以，請問何謂「合理利潤」？有人把行業所有企業的數值拿來取其平均值，稱為合理利潤─其實是錯誤觀念與說法，那是一個平均值，頂多叫「平均獲利率」之類的，稱合理利潤並不妥。即使BOT案是政府與民間投資人之間的關係，也無法完全去除市場因素，要找所謂「合理利潤」終究要回到市場找─但偏偏是沒這個東西耶！

訂出「合理利潤」同樣問題多多

好啦，就算政府在招標、訂約時都訂出一個數字稱為「合理利潤」，問題其實還是非常多，多到難以處理。如果投資者出資100億，政府說合理利潤是10%，那就是每年利潤超過10億就是超出合理利潤了。

但每個BOT年限大概都是數十年─少則30年、長則50甚至70年都有。而20年後賺的10億「已經不是現在的10億」了；正常情況下（大部份時候每年多少有點通膨），他的現值是減少─就是其實不值10億了。就算政府不辭麻煩把現值因素考慮進去，但利率也會是一個變數。 （相關報導： 仿兩岸監督條例 柯P擬推「府會監督BOT條例」 ｜ 更多文章 ）

現在利率奇低，國內只有1-2%水準，所以10%報酬率算是非常好的投資；但如果是利率超過10%，10%報酬率的投資是爛投資，根本不值得作；因為，直接把錢擺在銀行，不必作得要死、不用承擔風險，就能獲取比這項投資還高的回報。即使是享譽國際的什麼債券之王、投資之神之流者，大概也沒有人可預估20年或30年後的利率水準吧？政府當然更甭提了。那訂這個「合理利潤」有何合理性與正當性？

此外，政府也不能忘記「風險因素」。投資的基本原則是高風險、高獲利，投資者如果評估某BOT的風險高，要求的報酬率也會高，那是作為其冒此風險的回報。而投資者評估的風險中，就算過去沒有、未來一定會有的風險因素，就會包含政權更替帶來的「政治風險」。而政府的「合理利潤」，會包含這個風險因素嗎？

鼓勵平庸與作帳造假嗎？

當然，不論有理沒理，政府終究可以在BOT招標時，訂一個他認為的「合理利潤」，只要投資者接受來投標就可以。但其結果可以有2個：一個是「鼓勵平庸」，投資者經營得宜、利潤增加後，如果超過某數值後的利潤都要被政府全部或部份拿走（因為超過合理利潤），可能就降低經營者創新、精進之誘因，政府BOT案都成只能賺「合理利潤」的平庸之輩。

另一個更可能的結果是：鼓勵作帳造假，經營者如發現獲利會超過合理利潤，那就把其它地方的成本、虧損灌進這家公司，某些利潤設法「移轉」到其它公司。企業界都知道這不是太難作的事，那訂合理利潤意義又何在？

會中，有市府廉委會委員說BOT的「附屬建物」不能超過主設施，這樣是「喧賓奪主」，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但卻是十足外行與誤導。附屬建物比主設施小或大，完全不是重點─許多時候，恐怕就是要如此，才能辦成這個BOT。

自償性高低影響附屬事業多寡

BOT最基本的核心是政府要興辦公共建設、或是有公益性質的事業，因政府財源不足，或是要借重民間效率與靈活性，而以BOT方式推動。但公共建設本身的自償性可能不足（其實，大部份的公共建設自償性都不足），政府才必須以建設本身之外的其它權益為誘因，吸引投資人；大部份時候是土地開發權利、更多的容積率、商業設施興建與經營權等。

日本的西武等財閥曾興建許多交通建設，但交通建設本身難以獲利，靠的是沿線土地開發權利；台灣的高鐵BOT案也同樣給投資者擁有高鐵特定區的開發權利；台北轉運站BOT案（即京站）就綁上購物中心、影城、旅館、辦公大樓、住宅等作複合式使用。機場捷運BOT案得標廠商長億，其規劃也是用沿線大面積土地開發來補營運虧損，不過因法令難以支持，長億財務又出問題，最後機場捷運回到政府自辨。

因此，真正的重點不是附屬設施與主設施相比的高低問題，而是如何規劃才能吸引到投資人的問題；基本的原則就是：公設本身的自償性越低，要給予的附屬權利就要越多、越高，只有如此，才能以這些附屬權利的獲利貼補主設施的虧損，否則不會有投資人參與。不信，你把轉運站單獨拿出來BOT，鬼才要來標哩。市府廉委會水準如此，倒真令人有點擔心。 （相關報導： 仿兩岸監督條例 柯P擬推「府會監督BOT條例」 ｜ 更多文章 ）

遊戲規則訂定與公開、公平比事後獵巫重要

其實，談那麼多，如果政府還要推動BOT，最核心又重要者，就是從招標文件的訂定到合約簽訂，都能公開、公平且保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讓各方投資人來競爭；市場競爭最後會告訴政府及社會，什麼條件才是適合的？這將遠遠比事後的「獵巫比賽」來得有意義。政府官員與學者合計出自己認為再棒、再公平、再有吸引力的招標條件，如果市場無人搭理回應來投標，也是白搭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