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高教問題，對整體社會來說，或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吹皺一池春水而已。但一個社會不能沒有文化的穩固傳承與持續深化，更不能缺乏科學與技術的創新，這些角色都有賴高教來承擔。文化和科技，與政治、經濟、人口、土地、資源、環境等種種面向，環環相扣，雖然有時隱而不顯，卻決定性地影響國民的平均薪資高低、大眾的民生福祉，和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與受尊重程度。如要積極面對與釐清，並具體解決這些交雜錯綜的龐亂問題，從而創造一個「衣食足而知榮辱」，有「品味」而不永遠停留於「人情味」的（農業心態）社會，則高教人才的參與與擔當，責無旁貸。
高教問題牽涉到的核心人員是教師與學生二大群體。近年來，輿論對學生群體的學習內含和方式的當有規範，以及生活需求與心理品格的照顧與培養的呼籲已多，本文先不論及。反之，大學教師是社會上的一個極少數高度專業群體，現今四萬八千多位大學教師只佔台灣人口的千分之二而已，因此不易引起公眾（乃至政府）的關切。過去這一年，大學教師的志業（職業）生涯與日常生活規劃，受到嚴重衝擊與挫敗。這些衝擊與挫敗，必將在十年、二十年之內，反噬社會與國家的長期發展，並重挫經濟和文化的提升。
為了拯救和維持台灣高教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教育部今年推出「深耕計畫」與「玉山計畫」二項大型計劃。前者著重於補助一些大學，讓它們有相對多於國內其他大學（但仍遠遠少於國外一流大學）的經費，去調養高教體質，重振高教生態，並參與國際競爭。後者則著重於聘請（少數幾位）國外大學的傑出學者，前來台灣任教——但是「任教」的說法可能有語病，因為我們不能確知最終受聘前來的「玉山學者」是否會真正開課，中規中矩地講授一學期（學年）的常軌大學課程，並指導研究生的論文工作。
除了資深的玉山學者之外，教育部還慷慨補助了在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五年之內的「玉山青年學者」。這些玉山青年學者的年薪，將約為國內資深教授薪資的（近）二倍，並外加充裕的行政經費補助。而現今的國內資深教授，大多是在30年前從國外主流大學學成回來，從無（幾近荒蕪）到有，撐起1990年代到2000年代廿年間的台灣高教之一片榮景的「深耕者」！
至於玉山學者，其資格限定為國外大學教授，因此基本上是外籍人士。玉山學者的薪資，將約為國內資深教授的三到五倍，並外加慷慨充裕的行政經費補助。為了爭取國際一流學者前來參與台灣高教，玉山計畫設計的出發點本無可厚非，但實務上注定必將滯礙難行，所以玉山學者名單迄今遲遲公布不了。 （相關報導： 林志忠觀點：玉山計畫，比荒唐還更荒唐 ｜ 更多文章 ）
給予玉山學者相對高薪是可以理解並被（勉強）接受的，但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出在「國外」玉山學者的薪資與「國內」大學教師的年金改革之間，產生了嚴重衝突。由於實務上的滯礙難行，能夠前來台灣停留三年的玉山學者，基本上是國外大學的已（將）退休教授。而尚未退休的，則大概只能把三年聘期拆開，分幾次前來短期（每次停留幾個月？）訪問。無論是何種情況，這些玉山學者的年薪以百萬元為單位計算。但是國內教授在退休之後，卻不准再繼續從事專業教學與研究工作，如因從事這類工作而「再任期間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現行為二萬二千元），則停發月退休金。這是完全缺乏邏輯，極端無理的強烈對比和諷刺（與羞辱？）！教育部和政府的玉山計畫以及年金改革，顯然會令在國內「深耕」了20到30多年的退休教授，處於非常不堪的境地。這即是筆者在前文〈玉山計畫，比荒唐還更荒唐〉中所指出的「寧與外邦，不與家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