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過河，朴宋美（Songmi Park，音譯）試著把腳趾伸進河岸邊緣。
她知道自己應該感到害怕。這條河很深，水流湍急，一旦被抓住肯定會受到懲罰，甚至可能被槍斃。但她感到一種比恐懼更強烈的力量。她要離開北韓，去尋找在她孩提時就離開她的母親。
當宋美在黃昏時分蹚過冰冷的河流時，她感到自己彷彿在飛。
那是2019年5月31日。「我怎麼能忘記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和最糟糕的一天呢？」她說。
逃離北韓是一項危險而艱難之舉。近年來，金正恩對試圖「脫北」的人進行了更嚴厲的打擊。在新冠疫情開始後，北韓封鎖了邊境，這讓當時17歲的朴宋美成為已知的最後一批逃出來的人之一。
這是宋美第二次跨過鴨綠江，這條北韓和中國之間的界河為逃亡者提供了一條最便捷的逃跑路線。
宋美記得當她第一次「脫北」時，她還是個被綁在母親背上的孩子。那些記憶仍記憶猶新。
她記得當時自己躲在中國一名親戚的養豬場裡。當警方來找他們時，她的父母懇求不要被遣返回國。「把我送回去吧。」那名親戚哭喊道。但無動於衷的警察把他的臉打出了血。
回到北韓後，她記得父親的雙手被銬在背後。她還記得站在火車站月台上，看著父母被送往北韓臭名昭著的一個監獄。當時她四歲。
宋美被送到祖父母身邊，在距離中朝邊境半小時車程的北韓城鎮茂山的農場生活。他們告訴她沒有辦法上學。儘管教育在這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免費的，但一些家長往往被要求賄賂教師，而宋美的祖父母無力承擔。
因此，她在鄉下度過了童年時光，尋找苜蓿來餵養農場裡的兔子。她經常生病，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我吃得不多，所以抵抗力很低，」她說，「但當我從病中醒來時，我的奶奶總會在窗台上給我留一份點心。」
在父母乘火車被送往監獄五年後的一個晚上，她的父親突然回到家中，把她摟在懷裡。她興奮地叫了起來，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了。但三天後，父親去世了。他在監獄中的日子讓他身體每況愈下。
一周後，宋美的母親明惠（Myung-hui，音譯）也回到家中。她發現丈夫已經去世後，悲痛欲絕。她作出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隻身一人再次逃離北韓。
母親離開的那天早上，宋美說她察覺到了有一絲不同。她母親穿著她祖母的衣服，看起來很奇怪。「我不知道她在計劃什麼，但我知道如果她走了，我很長一段時間都見不到她了。」她說。當母親走出家門時，宋美蜷縮在被子裡哭了起來。
祖父時隔不到兩年也去世了。現在，年僅10歲的她獨自照顧臥床不起的祖母，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我的家人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這太可怕了。」
在絕望時，她僅能依靠北韓茂密的山林艱難謀生。每天早上，宋美都要走上兩小時的山路，尋找可以吃和賣的植物。她可以採集一些草藥在當地市場上作為藥品出售，但這需要徒手清洗、修剪和烘乾，這意味著她要夜以繼日地勞動。
「我從不能計劃著明天做什麼，而是努力讓自己做到今天不挨餓，活過這一天。」
她在中國四處奔波了一年，然後去了鄰國寮國和泰國，最後到達了韓國大使館。
韓國政府有一項安置「脫北者」的協議，使其得以被送到首爾。她在南海岸的工業城市蔚山定居下來，每天都在一家造船廠無休無止地清洗船舶，以為了快速掙錢讓女兒也能「脫北」。逃離北韓代價高昂，需要中間人來幫助打通關係，還需要錢來賄賂任何阻礙者。
晚上，明惠會獨自坐在黑暗中，想像著女兒在做什麼，想像著她的模樣。宋美的生日來臨，她會從櫥櫃裡拿出一個娃娃，假裝那是她的女兒，跟它說話，想辦法來保持她們之間的聯繫。
當宋美的母親坐在餐桌旁，安全地講述著她們分離的日子時，她哭了起來。她的女兒撫摸著她的手臂。「別哭了，你所有漂亮的妝都毀了。」她說。
在付給一名掮客1.7萬英鎊（2.04萬美元）後，明惠終於安排了女兒的逃跑計劃。突然間，宋美長達十年、希望日益渺茫的等待結束了。
在渡過鴨綠江進入中國後，她努力隱藏自己。由於害怕再次被抓住，她在夜間隱蔽地前往不同地點。她乘一輛大巴翻山越嶺進入寮國，在那裏的一座教堂避難，最後抵達韓國大使館。她在大使館又睡了三個月，然後被安排乘飛機去往韓國。到達後，她和其他「脫北者」一樣在一個安置所裡待了幾個月。整趟旅程耗時一年，但對宋美來說彷彿過了十年。
終於團聚了，她和母親坐在一起，吃著明惠自製的辛辣冷麵。
這道經典的北韓菜餚是宋美的最愛。與內疚的母親相比，宋美散發出一種富有感染力的能量。她一邊安慰母親，一邊笑著開玩笑，隱藏著童年創傷的痕跡。
「在我從安置所出來的前一天，我非常緊張。我不知道該對媽媽說些什麼，」她說，「我想在她面前看起來漂亮些，但我在逃亡期間胖了很多，頭髮也亂七八糟。」
事實上，明惠沒有認出她的女兒。她最後一次見到女兒是在她8歲時，現在她見到的是一個18歲的孩子。
「她來到我面前，所以我就相信這一定是她，」明惠說，「我有很多話想說，但話到嘴邊又說不出來。我只是抱著她說，『太好了，你經歷了這麼多才到了這裡。』」
宋美說，她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們哭了，擁抱了15分鐘。整個過程感覺就像一場夢。」
當宋美和母親從頭開始建立她們的關係時，有一個問題宋美從來沒有鼓起勇氣問過。從8歲起，她每天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現在，當她們吃著午餐時，她小心翼翼地問出了這個問題。
明惠緊張地開始解釋。他們第一次「脫北」是她的主意，而她怎麼能從監獄裡回到家，和公婆住在一起，卻每天提醒著他們她活了下來，而他們的兒子卻因此而死？她沒有錢，也看不出她和宋美有什麼辦法可以獨自生存。
「我想帶你走，但中間人說不能帶孩子，」她說，「而且，如果我們再次被抓，我們倆都會遭殃。所以我讓你奶奶照看你一年。」
「我明白了，」宋美的目光低垂，「只是一年變成了十年。」
對於生活在北韓以外的人來說，這個選擇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這些都是人們為了逃離而必須做出的痛苦和冒險的決定，而且越來越難。在金正恩的統治下，政府加強了邊境管控，並對那些被抓到的試圖逃跑者實施更嚴厲的懲罰。
2020年之前，每年有超過1000名北韓人來到韓國。而在宋美抵達的2020年，這一數字已降至229人。
當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發時，北韓封鎖了邊境，禁止任何人從該國進出。邊境士兵接到命令，發現任何試圖逃跑者都要開槍擊斃。去年，只有67名北韓人抵達韓國，其中大多數人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離開北韓的。
宋美是最後一批在封關前逃出來的人之一。因此，她的記憶很有價值，因為這提供了一個最近且日益罕見的關於這個世界上最神秘國家內部生活的觀察。
她回憶起夏天變得越來越熱。到2017年，作物開始乾枯死亡，在秋春之間沒有食物可吃。但是農民仍被要求每年向政府交出相同數量的作物，這意味著留給人們自己的食物更少，有時甚至什麼都沒有。他們開始在山上覓食。一些人最終選擇放棄耕作。
她說，在她家鄉茂山的另一個主要就業來源——礦山——工作的人，境況更糟。2017年，在北韓進行核試驗後，國際社會對北韓實施了制裁，這意味著沒有人能購買這裡的鐵礦石。礦場幾乎停止運營，工人們也無法領到工資。
她說，他們會在晚上偷偷溜進礦井，盜取零件然後賣掉。不像那些務農者，他們不知道如何在野外尋找口糧。
到了2019年，除了要找到足夠的食物謀生，最大的恐懼是觀看外國電影和電視節目被當局抓到。這些影音製品長期以來一直被走私到北韓，讓該國民眾得以一窺境外的誘人世界。韓國影視劇中描繪的迷人的現代韓國形象對政府構成了最大的威脅。
「（之前）看一部韓國電影會被罰款，或者可能會被送進普通監獄兩三年，但到2019年，看同一部電影會讓你被送進政治監獄。」宋美說。
她被發現在其隨身碟上有一部印度電影，但她設法說服安全官員稱不知道裡面有這部電影，並以繳納罰款逃脫懲罰。而她的朋友卻沒有那麼幸運。2022年6月，在宋美抵達韓國後，她接到了朋友的母親的電話。
「她告訴我，我的朋友被抓到有《魷魚遊戲》的拷貝版，因為她是傳播該片的人，所以她被處決了。」
宋美的說法與最近來自北韓的報導相吻合，即有人因傳播外國節目而被處決。
「情況似乎比我在那裡時更可怕。人們因為有韓國媒體節目而被槍決或送往監獄，無論他們的年齡如何。」她說。
對很多「脫北者」來說，在韓國適應資本主義和自由放縱的生活往往並不簡單。
這與他們過往所經歷的一切都截然不同，但宋美卻對此泰然自若。
她想念她不辭而別的朋友，懷念和她們一起跳舞，懷念她們過去一起在泥地裡用石頭玩遊戲。
「當你在韓國遇到朋友時，你只是去購物或喝咖啡，」她有點不屑地說道。
幫助宋美融入社會的是她堅定的信念，即她和韓國同齡人沒有什麼不同。
「在中國和寮國奔波了幾個月後，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孤兒，被送到外國生活，」她說。但當她降落在首爾機場時，地勤人員用熟悉的「An-nyeong-ha-say-yo」迎接她。
這句在南北韓都使用的問候語讓她吃驚：「我意識到我們是同一片土地上的同胞。我並沒有來到一個不同的國家。我只是去了南方。」
宋美說，她現在找到了自己的目標，那就是倡導兩韓統一。這是韓國人被告知要夢想的未來，但許多人並不相信這個夢想。隨著南北分裂時間越長，認為國家需要重新統一的人越來越少，特別是年輕人。
宋美前往學校，向學生講授有關北韓的知識。她問學生中有誰想過統一，通常只有少數人舉手。但是，當她要求學生們畫一張韓國地圖時，大多數人都畫出了整個半島的輪廓，包括北韓和南韓。這給了她希望。
隨著宋美逐漸適應與母親的關係，並沒有太多緊張跡象。兩人經常笑著擁抱，在她們聊起彼此過去的痛苦遭遇時，宋美為母親擦乾眼淚。
宋美說，母親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現在她們都在韓國幸福地生活。
明惠最初可能沒能認出她的女兒，但兩人現在看起來非常相似。她可以在女兒身上看到19歲的自己。
她們的關係更像是朋友或姐妹關係。宋美喜歡告訴明惠她約會的所有細節。
「然後我就想，哇，我真的是和我媽媽住在一起。」她笑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