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事一周年，北京啟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通報機制，將通緝中的台南八八顆子彈槍擊案兩名主嫌遣送回台，緊繃的兩岸關係出現一絲喘息空間，就在這個時點，國防部公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修正草案，除了法案名稱拿掉「準備」二字，最引人矚目的是動員時期的媒體管制，並因此遭致「軍管」、「戒嚴」訾議。
國防部聲明該修法草案是為因應「認知戰」，非關軍管戒嚴，「非軍管」的《全民防衛動員法》却踢到「非戒嚴」的鐵板，國防部始料未及，不過，該草案引起的「戰爭準備想像」，甚至「戰爭恐懼」可能才是另一層更大的問題。
八十年前，《大公報》曾因批評政府被停刊三天
國防部的說明並沒有錯，戰時動員管制媒體並非新鮮事。「全動法」的前身《國家動員法》就明文規定，戰時除可依需要徵用各種物資與人員外，還有兩條：「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報館及通訊社之設立，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記載」、「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人民之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加以限制。」這兩個條文，可比修法草案的文字更白話。
不過，《國家總動員法》的制訂時間是一九四二年，當時正是抗日時期，名符其實的戰爭動員，根據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日記，一九四三年二月，《大公報》曾經因為指責國民政府控制物價失敗而被停刊三天；政府遷台以後，不多時即宣布戒嚴，國家處於「動員勘亂時期」，也算內戰未止時期，這部《國家總動員法》一直援用到解嚴，迄一九九七年，行政院頒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實施辦法》，把國家總動員業務調整成為全民防衛準備業務，基本取代了《國家總動員法》，但這部「過時法律」直到二００四年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才明令廢止，在此之前則於二００一年新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期間並經兩次修正沿用迄今。
這是國家動員法規從戰時、威權到民主的演進，民主時代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也有對媒體的規範，包括「透過媒體宣傳全民國防理念、培養愛國知識」等，以及「動員實施階段」，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可會同文化部，訂定大眾傳播事業與從業人員的管制辦法，這就是國防部澄清早有〈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予以規範之故。
動員實施階段的「戰時」，公民能有言論自由嗎？
但是，根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規範的都是「動員實施階段」，而非「動員準備階段」，前者指的是「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總統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時期」，後者指的是「平時實施動員準備時期」，簡單講，總統未發布緊急命令的時候，都叫做「平時動員準備時期」，總統一旦發布緊急命令就是進入戰爭或即將戰爭，就進入管制狀態。 （相關報導： 張良任觀點：擴大戰爭結束不了戰爭─布林肯應該取法季辛吉 ｜ 更多文章 ）
新舊法的差異在於舊法籠統的管制媒體與從業人員，修法案則把出版、廣電、網際網路平台、應用服務提供者和新聞從業全部納入管制框架，不必惡意揣測國防部要箝制言論自由，這是因應網路時代產製訊息內容多元化的需求，然而，撒網式的管制就踩到了公民言論自由的邊界，戰時公民能不能擁有言論自由？還是值得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