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傅斯年的生平，其中常被提及的是其做為教育家的「風骨」，1949年傅斯年上任台大校長，在動盪的時局中力求為校園中的師生謀求相對清淨的學習園地，視大學為「公共領域中批判性言論的知識來源」。他曾力保，當權者不能肆意地進入校園對師生搜查。也就是，大學的人文薈萃、那個可以讓師生浸染的學研環境，其維繫在極大程度上依賴著，有權勢者的「威權」「恫嚇」等不得恣意入侵校園，師生能夠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發言的空間，也就是「校園民主」和「自由學風」之基。後來，紀念他的「傅鐘」被寄託的意義中，有一個層面的象徵即是大學校園中的「自由學風」。
有風骨，辦學能體現「自由學風」的不只傅斯年，根據2012年天下雜誌由鄭一青所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要說話』——即使在成舍我九十五歲逝世前一年因病住院，很長一段時間他不能講話，但他每天仍掙扎著手書「我要說話」。亦即，該文章描述了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一生追求「我要說話！」的精神，即便最後時光亦是如此…。因為「『他一生都深信第四權，媒體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該文章中也提到：「前半生辦報，後半生辦學、問政，成舍我始終堅持為異議份子留一個空間。從左派到右派，從統派到獨派，：王曉波、李筱峰、張俊宏、康寧祥、傅正……，台灣早年許多政治異議人士，在世新找到一個遮蔽的空間。」這一段是在描述，這樣一位有為有守的媒體人和教育家，其「風骨」為他所辦學之校園開創了文人（教師）有言論自由、校園有自由學風之基礎。這在一個以媒體實務、教學為主的校園是多麼重要？媒體是社會中「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權」，是財團、政府等威權者的制衡力量，這樣以傳播專長研訓為主要重點的學校，在當年威權體制、動盪時局之中，去體現「自由學風」、「我要說話」，不論對教師（文人）或學生（未來的媒體從業人員）來說，在當時是寶貴的沈浸式學習…。
然而，筆者要在此提出的是問題是：在當代這個所謂「民主的」台灣，大學的校園民主和自由學風還能依賴教育家的「風骨」嗎? 答案是：「不行」。相對於傅斯年曾經面對的「1945年，內地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與雲南昆明軍警發生流血衝突。」、「1949年台灣威權的、混亂的、動盪的時局和政局」，爾今之高等教育面對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但是，大學中的教師和學生，其校園民主和自由學風卻受到了「政治威權者」以外的力量的威脅，這和傅斯年、成舍我等當年以「風骨」力保校園中的「異議」、「批判」，所面對的政治當權者的威嚇是不同的。亦即，近年來威脅到校園民主和自由學風的主要因素是，「少子化」趨勢下，「商業化」、「財團化」、「家族化」等因素入侵了高教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