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治大學哲學教授周世輔辭世三十年，周南山、周玉山、周陽山三兄弟為表達對教育家父親的懷念，首度聯名推出《兄弟行》一書，以親切可讀的抒情散文、專業論述，表達對親友故舊的追念、對社會時事的剖析，以及對國際脈動的觀察。
尋找一首詩的作者
尋找裴多菲(Petofi Sandor)，是我中學以來的志業。在臺灣，幾乎無所獲。在大陸，買到他的詩集。在匈牙利，重踏他的足跡。年輪如車輪，把我載向中年，裴多菲隨之前行，成為一個漸增的專案，似無了結之日。
不久以前，有一位立法委員，面對成排的攝影機，朗誦裴多菲的詩，說是莎士比亞所作。透過每小時重播的電視新聞，數百萬的觀眾被誤導了。因此，我想要進一步尋找裴多菲，為了自己，也為了大家。
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裴多菲生於匈牙利的凱雷什鎮，其祖為農民，其父為屠夫，後又開小飯館。他自幼生活坎坷，學業不順，但愛寫詩，為同學所傳誦。
及長，他遍歷各種行業，但未能忘情於文學，當兵時，演戲時，編輯時，都有詩作產生。在那個大革命的時代，他以詩抒發情感，更鼓吹戰鬥，各種愛都化為文字，振奮了當時與後世，包括了中國的人心，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裴多菲二十四歲生日那天，寫下《詩歌全集》的自序，並在扉頁題簽一首詩：
此首本為序詩，因此無題，後人根據內容，冠以「自由與愛情」，我們的立委也有感而誦之。所別者，裴多菲在爭取國家和個人的雙重自由，因此為祖國而戰，立委則顯然只為己謀。
多年前，有人撰文引用此詩，指為羅蘭夫人所作。我明知有誤，但要鋪陳一篇討論文字，只有求助於《大英百科全書》等，也因此知曉，裴多菲以詩人兼革命家，久被匈人奉為自由的象徵，其詩也為該國帶來文學革命。他常從民謠中擷取題材，顯示直接率真的風格，明朗未飾的結構，表現出寫實的特色。這樣的背景，有些接近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難怪不乏介紹人了。
裴多菲的感情豐富，詩作多產，僅抒情詩就超過五百首，國人耳熟能詳者，大約僅得其一，即〈自由與愛情〉，偏偏還不止一次記錯作者。由此可知，千古留名何其不易。反過來看，一首詩能令萬千讀者，而且是遠在中國的讀者，代代傳誦，似無已時，可謂不朽；裴多菲有知，可以無憾了。
尋找這首詩的譯者
裴多菲的名字初見於中國，是在一九○八年。魯迅發表〈摩羅詩力說〉，引裴多菲的日記，譯之為文言文：「吾琴一音，吾筆一下，不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爾。」從日記到詩作，裴多菲都鼓吹自由，且高唱為愛而歌，為國而死。最後，他成為匈牙利的自由神。
自由與愛情，
我都為之傾心！
為了愛情，
我寧願犧牲生命；
為了自由，
我寧願犧牲愛情。
本詩的譯者興萬生指出，翻譯格律詩時，他先逐字逐句譯成散文，然後「詩化」，也就是加工潤色，調整格律、音步與字數。詩行的排列、長短和腳韻，儘量依照原文或接近原文。至於自由體詩，基本上都是直譯，只求字句精鍊，主要在傳達詩的內容和氣質。
準此以觀，這首白話譯詩是稱職的，不失原汁原味。但是，「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更合格律，更見精鍊，所以先聲奪人，無可取代，就像〈結婚進行曲〉，誰能取代華格納的傑作呢？問題是，誰翻譯了這首五言絕句？
我所見過的大陸書籍，都說譯者是殷夫。殷夫原名徐伯庭，又名徐祖華、徐文雄，筆名白莽、徐白等，原籍浙江上虞，生於象山，時為一九○九年。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二月七日死於上海龍華，年僅二十二歲。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他即為其一。身為詩人，又是烈士，他的背景與裴多菲相近，似乎無人懷疑他翻譯了此詩。
這首五言絕句排成鉛字，初見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現代》雜誌。魯迅發表〈為了忘卻的紀念〉，記與殷夫等人相識的經過，提到殷夫交給他的《裴多菲詩集》，在一首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即「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魯迅特別指出，又在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事實證明，魯迅猜錯了。
徐培根不是殷夫，而是殷夫的哥哥。大陸出版的《魯迅全集》第四卷四九○頁，在「徐培根」處加了兩句注釋：「白莽的哥哥，曾任國民黨政府的航空署長。」它沒有解答魯迅的「疑心」本意，即這四行譯文出自徐培根。
殷夫有不少名字，以致魯迅也弄不清，這不能怪魯迅。令人遺憾的是，大陸後來的文學史家，對魯迅此處的原文視而不見，略而不提，一律堅稱譯者是殷夫，只因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員。按人之常情，鋼筆題記後，簽上自己的名字，本不足為奇。若非魯迅眼尖，翻到這兩頁，這件私事就永不見天日了。既見天日，何以欠缺公正完整的解說？真正的譯者為什麼不能露面？
我自幼就聽過徐培根先生的大名，他是國軍的上將，生於一八九五年，畢業於德國參謀大學。辛亥革命時，他和蔣介石先生一樣，參加光復杭州之役。來臺後，做過副參謀總長和國防大學校長。一九九一年二月八日，以九十六高齡病逝。二十世紀三○年代，兄弟二人分屬國共兩黨，徐家並非特例。培根先生既通德文，從德文本的《裴多菲詩集》上選譯一首，是很合理的事。令人惋惜的是，大陸的史家既稱培根先生「反革命」，又極力推崇其弟，但無法消滅魯迅的原文，只有儘量淡化，留下一個公案，何時方能大白於世？
尋找裴多菲的最後行蹤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我陪同郝柏村先生，抵達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次日，即金門砲戰三十八周年紀念日，我們來到民族宮，懷想裴多菲當年的起義，並在他的銅像前留影。我買到他的畫像和紀念幣，連同古今交疊的足跡，稍解多年的懸想。可惜的是，當時不知還有一座裴多菲文學博物館，可以滿足我的諸多願望。同時，關於裴多菲之死的爭議已經爆發，我身在匈牙利，卻無由知曉，可謂孤陋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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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先後爆發革命，匈牙利也不例外。三月十五日，裴多菲在民族宮前舉事，成為領導人。同年秋天，奧地利進攻獨立未久的匈牙利，裴多菲自然繼續戰鬥。一八四九年初，他擔任貝姆將軍的副官。該年夏天，俄國和奧地利的聯軍來犯。七月三十一日，他投身瑟什堡戰役，從此沒有回來，時年二十六歲。
裴多菲究竟死於沙場，還是淪為俘虜，爭議始終不斷。一百多年來，大部分 的文字都說他為國捐軀，匈牙利更早已奉他為民族英雄，但質疑的聲音亦不絕如縷。畢竟，烈士之死與未死差別太大，牽動太廣，要為歷史翻案，就必須提出有力的證據。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也就是裴多菲上戰場後一百四十年，《路透社》報導，由匈牙利企業家莫瓦伊資助的考察團，上個月在蘇聯西伯利亞的巴爾古津公墓裏，找到裴多菲的遺骨。消息一出，不但匈牙利舉國譁然，而且全歐震動。這個由美國、蘇聯、匈牙利人類學家組成的二十人考察團指出，裴多菲在一八四九年被沙俄俘虜，解送西伯利亞，在那裏定居，娶妻生子。一八五六年，他死於血毒症，得年三十三歲。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三十日，前述裴多菲詩選的譯者興萬生，專程來到匈牙利，造訪裴多菲文學博物館，請教許多專家。彼等表示，這純粹是一場鬧劇，經人類學家和生物學家共同鑑定，挖掘出來的骸骨，從骨盆判斷，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一場鬧劇終於落下了幕」，興萬生如是說。這不但是他的願望，全世界億萬個裴多菲的讀者，想必人同此心。
不過，即使是歷史的塵埃，多年後仍然尚未落定。不久以前，文壇前輩張放先生，賜我一份資料，題為〈裴多菲之謎〉，載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的《人民日報》，作者為黃尚英。該文進一步說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國際考察團宣布，不但找到裴多菲之墓，並確認墓中有骨灰盒。從骸骨到骨灰盒，一樣的挖掘，兩樣的說法，何者才是定論？
這篇後出的報導，謂裴多菲被俘到西伯利亞，隨遇而安，後來與當地郵局局長的女兒結婚，並當上赤塔的警長，其孫為沙俄的騎兵隊中校。裴多菲死後，墓上的十字架刻有ASP字樣，即亞歷山大‧山道爾‧彼得羅維奇的縮寫。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斯洛伐克的《共和國報》指出，裴多菲其實是斯洛伐克人，其祖父和父母皆然，姓彼得羅維奇，一八二○年前後南遷匈牙利。裴多菲出道後，遵照官方的民族同化政策，將姓名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改為山道爾‧裴多菲。被俘後，他重新起用原名，直到死去。
這是真的嗎？歷史學家強調「孤證不舉」，而此處的證據似乎不止一端，令人難以否認，卻又寧信非真。尋找裴多菲，最後獲得這樣的答案，教我數夜不得成眠。從少年到壯歲，我在裴多菲的詩歌中前行，並與岳飛的〈滿江紅〉輪流吟唱。裴多菲是不是岳飛？當然也很重要，但無論如何，這首〈自由與愛情〉，我會詠嘆到老。是的，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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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考試委員。本文選自作者與兄弟合作集結《兄弟行》（三民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