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他們比喻成女人就可以了（有時候也比喻成孩子）。因為女性是物品，是沒有自主意識的資源，所以問題繼續變成了俄羅斯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抑或中國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的問題。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剛剛打響的頭幾天，簡體中文世界最大的其中一則新聞，是中國男性網民大量「收容烏克蘭美女」的調侃，引發不少爭議，甚至被翻譯至海外網路，有烏克蘭留學生指相關言論引起了烏克蘭的反華情緒。
哪怕在中國網路民間普遍支持俄羅斯、支持戰爭、大量親俄假消息盛行的輿論背景下，這樣的熱梗流行都已經超出了簡體中文那條特別低的人道底線。這股風潮在連番熱炒和爭論之後，甚至引來中國官媒下場批評，指戰爭殘酷，應當謹言，網民才逐漸消弭。然而這個話題並沒有完全結束，外界對於議題關注的熱度過去之後，輿論場內事實上仍然存在大量反駁和爭執，倍感委屈的支持者認為這種調侃只是「口high」，將批評者稱為「女拳」、「聖母」和「反思怪」。
直觀地感受「接收烏克蘭女學生」這類言論，我們自然能感到對於女性的不尊重和對戰爭、生命的兒戲。但倘若仔細分析這種想法的脈絡，便會發現其中不僅是對女性的不尊重那麼簡單。
在一個國家面臨亡國之危的時刻，首先想到接收該國女性，這種思路，背後包含至少三種元素——國族主義、戰爭成敗、女性作為性資源。
搶奪女人、保護女人——戰爭中的性資源
在一個國族主義的父權本位思考者看來，女人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國家、政體的性資源，一個集體能否掌握、維護這些性資源不遭到別國的「搶奪」，關乎國力和尊嚴；而具體在戰爭或政權交替中，女性作為資源，也在男性的戰爭中被再分配。
這種將女性作為集體、政權的資源互相爭奪的思維，於世界各國的政權交替歷史中都有跡可循。戰爭時代，女性要麼作為需要被守護的財富，要麼作為一種財富獎勵，用來激勵以男性為主的參與個體。而在華語世界，它離我們其實很近。戰爭宣傳中，這種對男性個體喊話的論述無處不在：就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激勵陝北農民參軍的民歌就在當地廣泛流傳：「四月的麥子抽穗穗，誰說當兵的沒婆姨，只要革命成了功（嘿兒喲），一人一個女學生。」這首民謠後來被榆林文化文物局收錄在其出版的《陝北民歌大全》和《綏德文庫民歌卷》中。相關歌謠的曲調後來被譜寫上新的歌詞，演化成後來大名鼎鼎的紅歌《東方紅》。
在二戰中的日本慰安婦，是一個巨大的戰爭受害者群體，然而卻在女性作為國族資源的這種思想脈絡下，一方面作為仇日教育的素材得到關注，另一方面也遭遇了歧視、被羞於提及。美國藝術家李昌珍走訪各地慰安婦後，曾表示她發現各國是以「恥辱」的心態來面對慰安婦的議題，對倖存者儘管心懷歉意，卻又亟著遺忘這段羞恥的歷史。中國官方媒體和民間，甚至一直將慰安婦事件稱為「民族的恥辱」，直到近年慰安婦相關紀錄片上映期間，才有聲音呼籲不應再把慰安婦視為「恥辱」。 （相關報導： 孫小椒專欄：從宋智雅到谷愛凌，以女性成功學代替女權主義的中國模式 ｜ 更多文章 ）
本族女性被他族佔有的「恥辱」，與其說是對同胞遭遇傷害的同情共感，不如說更多是男性本位視角下，對於女性資源被他族搶奪，一種集體主義「綠帽」的恥辱感。「保護我們的女人」，這種經常在政權相互敵對的語境下出現的宣傳話術，將女性資源與男人的尊嚴、羞恥感掛鉤，這句話事實上在說的，是「保護我們的性資源，如果保護不了，那就是我們的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