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獨裁國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於領導人的氣質和秉性；從一開始，共產黨的很多高層就比較排斥西方，而在這些高層中，習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個；他身上的體制氣息很濃厚，這種風格在國際社會並不討好；比之以往的中國領袖，西方對他的認同度尤其低。
這讓他更願意在外交上尋求一種舒適感，而不是去與不同的體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他更傾向於亞非拉那些「窮朋友」給他帶來的政治擁護。這種個人主見和他的政治目標相混同，以至於在無形中影響着他的對外決策。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在開放的二三十年間和國際社會積累了無數矛盾，而這些矛盾通過政治交班的方式轉給了習近平；這些問題會在一個經濟周期結束之後集中爆發，而這個時間點恰恰截止在習近平任內。首先中國加入WTO所申請的十五年保護期截止，但並未按協議開放市場，這讓西方感到受了矇騙。同時中國在貿易中一直被指責出口管制和傾銷式競爭，並通過入股的方式竊取外資技術。
從習近平的態度來看，他並不打算理會這些爭議；中國本就沒有準備成為開放的市場，況且他還認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演變。而且習近平對西方政要和中國權貴的勾結頗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會開放中國，反而加強了經濟上的封閉。
而西方也對WTO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奧巴馬在第二個執政期開始加入TPP（跨太平洋合作協議），聯合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進行貿易隔離。不過特朗普（編按：川普）上台就廢棄了這個協議，給中國帶來很大的緩和空間。但特朗普批評中國進行貿易補貼，並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用各種手段為伊朗紓困，導致美國的封鎖失效；這最終引發了2018年的貿易制裁。
面對美國提升的出口關稅，中國只能加強補貼，同時也代表着開啟一段經濟冷戰。而恰逢此時湖北爆發了冠狀病毒並波及全世界；雖然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但國內外的輿論都責怪政府處置不當，並歸結為習近平執政責任；這引發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讓的態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這場公關危機。——他煽動民族氣焰，宣稱是因為中國變得強大，帝國主義才藉機發難，而此時人民更應該團結在領袖周圍。同時政府的對外口徑也徹底變調，外交部拿出強硬的姿態，開始與世界針鋒相對，而網評員也大舉出動，四處展開謾罵和攻擊。
在這種氣氛下，媒體宣稱韜光養晦已不適用於當下，中國要崛起，就要打贏與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不僅限於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國衰落的國家。習近平試圖讓人民相信，正是由於民族偉大復興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