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宗教標誌被上升為國策，除基督教外，習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輪的滅佛運動和去伊斯蘭運動；——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60米的觀音像，遼寧莊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習近平任內以各種理由炸毀或拆除。在雲南巍山縣，政府對伊斯蘭教展開了系統性打擊，官方以非法宗教場所為由，派出警察去突襲清真寺；而其實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覺，他們在此前給寺廟掛上了國旗，只是這未能成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領域內去除宗教痕跡；一些小學開始排查和清除有關「宗教，反動和境外」書籍，這個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學，大學，甚至圖書館；管理員按名排查，以至於荒誕到尼採的《敵基督者》和舍爾巴茨基的《佛教邏輯》這類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習近平的去宗教化大業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發現打壓教會反而激勵了信徒的熱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們屢屢聚集在廢墟上向十字架祈禱。這種執着讓中國這個無信仰社會感到難以理解，也更加讓習近平認為宗教是政權的威脅；他對此表態說：「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並且：「中國的宗教必須中國化。」
習近平下定決心，要扭轉業已執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統戰策略，從這片大地革除神權的影響；同時，他還要建立一個文化上統一的中國，在打擊宗教之餘，他也開始對少數民族進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習近平認為這些民族的獨立信仰在滋養一種內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權威。他改變了以往的懷柔政策，責令少數民族學校用漢語教學，並在各個方面取締其文化特權。這些政策尤其針對西藏，內蒙和新疆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區。
大國內政2：君威與法制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人們曾詬病他對法制的漠視。但在今日，人們肯定會對他表示寬容。因為相較於習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見絀。
其實無論是信仰自由，還是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都被列入憲法保護。但這些明文對習近平毫不構成約束，他在踐踏法治方面，幾乎可以說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築可以採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對信徒的打壓也可以採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習近平旨在用領導批示，行政命令，和軍警鎮壓來取代法制。這不僅針對宗教人士，亦針對普通人；政府對一切群體都採取着高壓的姿態，例如在習近平任期內發生的深圳工人維權事件，和婦女反對歧視的抗議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鎮壓和抓捕。
但習近平發現，無論宗教拒拆還是民間抗議，後面總有一群支援他們的力量，就是中國的維權律師；這些律師通過法律途徑為大眾爭取權利，並指責政府的非法作為。——這再次觸碰了習近平的權威，認為法制給了人們過多的話語權，尤其是給了律師對抗政府的資本。若說薄熙來當年對抓捕律師的質問還需要閃爍其詞，那麼習近平則顯得目空一切。——既然維權是法制系統和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就要親手去拆除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