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Google創始人兼CEO、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科技企業家之一的拉里·佩奇，發表了一番關於捐贈的言論，與過往的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大相徑庭。佩奇稱如果身故，更願意把錢交給伊龍·馬斯克（Elon Musk）這樣的企業家，而不是把錢捐給傳統的慈善組織。這番言論當然如大石砸入小水塘，濺起水花無數。
誰是伊龍·馬斯克？簡單來說，他是Paypal（貝寶）的聯合創始人，現在是特斯拉汽車（Tesla）和SpaceX的CEO，也是太陽城（Solar City）的主席。馬斯克充滿想像力，具有雄心壯志，特斯拉，SpaceX，和太陽城都是為了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特斯拉汽車是電動汽車，這樣就可以減少尾氣排放，讓汽車變得更加清潔。
SpaceX是一家民用航太技術公司，主要是發射火箭。目前火箭技術基本都由各國政府掌握，而火箭的硬體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收，造成巨大的浪費。所以馬斯克的SpaceX就試圖發射可回收利用的火箭，這樣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同樣有益於環境。而SolarCity出售和租賃太陽能採集使用設備，利用太陽能來降低能源使用的成本，同時也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都是很棒的主意，但同時也是不錯的生意，馬斯克做得風生水起。
把錢交給馬斯克這樣的人，當然沒有什麼問題，沒准是極好的投資，如此偉大的企業家能極大改善人類的未來。
但是另一方面如巴菲特和蓋茨把錢交給慈善基金會，幫助世界上需要幫助的人，從而改善世界，也是偉大的事業。
資中筠老師在《財富的歸宿》一書中闡釋美國富人受各種激勵，不願意把財富帶到棺材裡去，甚至留給子女的部分相比較于其龐大的財富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種原因是因為「天命神召」的清教精神影響，富人認為自己的財富不過是替上帝賺錢，賺了錢自然要在上帝的感召之下花掉，所以捐款給教會占了美國私人捐贈中的很大一部分。
另一種原因是稅收抵扣。儘管在慈善領域，進一步的金錢激勵或許沒有在純粹提供私人物品的商業領域那麼有效，但多多少少也還是起點作用。捐款給非營利組織可以獲得稅收抵扣，的確也會吸引一部分人把錢捐出去。
總而言之，就是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等老一輩美國企業家也是慈善家的人，無論是發自內心呢還是被社會輿論所逼迫（誰知道呢？也可能是為了避免後代的豪門恩怨），都同意「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大家就紛紛捐出家產，通過設立家族基金會，資助有利於人類發展的事業。
（2010年「巴比宴，在北京近郊的一幢古堡飯店舉行，中評社）
大家或許記得幾年前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到中國，也不是來教中國富人投資之道，反而是擺了「巴比宴」勸富人行善。蓋茨基金會的主要業務集中在衛生和發展兩個領域，在衛生領域的重要工作包括對抗瘧疾和愛滋病，而在發展領域則包括農業、能源和兒童人力資本投資等。當然不可以說這些不是重要而偉大的工作。
那麼這兩個偉大的事業之間有衝突嗎？對於拉里·佩奇來說，表面上，這當然會有所衝突。比如你把錢給了馬斯克，就沒法把錢給蓋茨基金會了。佩奇自然不會否定當企業家進入慈善領域能發揮的巨大作用。但佩奇首先是一個企業家，而不是慈善家。這是個人從投資還是捐款層面來講，面臨的衝突。其實如果我們引入私人投資和社會投資兩個概念的話，那麼就是投資選擇的問題。
但隱藏在企業還是慈善更能幫助社會背後的爭議，其實還有一層組織層面上的衝突。這種衝突一直可以回溯到1960年代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對企業目的的論述。企業對股東負責，追求利潤最大化，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社會責任」了。畢竟企業不僅提供就業，而且提供產品，通過市場交易，已經極大豐富了人類的生活。所以其他的社會責任對於企業來說，就顯得多餘了。
而非營利組織呢？恰好就是關心「社會責任」的。在某些情況下，非營利組織和企業之間甚至會相互衝突。比如說，企業生產會對環境產生影響，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企業希望環境標準例如說污水排放的標準越低越好，這樣企業就不用花大價錢買污水淨化處理設備。但對於非營利性的環境保護組織而言，他們就希望污水排放的標準越嚴苛越好，因為這樣對環境比較有利。所以組織層面來講，兩者也是衝突的。
也許，投資私人企業或捐贈給非營利組織不過僅僅是個人的選擇而已，並沒有什麼值得深究的。但值得再說的卻是人們往往「忽視」了企業帶個社會的正外部性。沒有「百科全書」的生意，啟蒙運動就沒有那麼快擴展。而不是那些挖空心思的商人無所不用其極往前蘇聯國家運送翻譯書籍，也許意識形態的改變就不會那麼快。這樣一路往下走，就會碰到一個問題：如果沒有Google，人類將會怎樣？
某種程度上，佩奇和馬斯克是同一類人。看看在施密特2011年不擔任CEO之後，佩奇在Google進行的一系列項目，或許就可見端倪了。例如說Google光纖計畫，將提供比目前的寬頻快上百倍的網路傳送速率。上傳和下載速度可以達到每秒1G，想想看在已經實現了光纖鋪設的奧斯丁、猶他或者是堪薩斯，記者利用這個光纖傳輸將會怎樣改寫突發新聞的報導方式。
又比如說神盾計畫（Project Shield）為那些促進言論表達的小網站提供保護。這些網站雖小，可是對言論自由至關重要，在有些國家，例如伊朗，很可能會被國家級的攻擊打敗，導致網站癱瘓，無法訪問。而神盾計畫可以保護這些小網站，對抗國家級的DDoS攻擊。這固然是受到另一位Google的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影響，但何嘗不是一個大膽而又惠及人世的企業創新。布林由於幼年時期的記憶，對蘇聯式恐怖恨之入骨，所以願意盡各種努力去捍衛自由的價值，被稱為Google的哲學家。這也是Google「不作惡」思想的來源。
簡單來說，佩奇的心思和馬斯克一樣，都是改變世界、造福人類。只不過不是通過政治制度的調整，而是通過技術變革來實現。這是理工男的可愛之處。
均衡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可以詬病Google在隱私和壟斷方面帶來的威脅，但我想不太會有人反對這種說法：如果沒有Google，世界將會不美好一點點。甚至不美好很多。
所以私人企業有時候不僅僅為員工提供就業，為市場創造私人產品，它們還擁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促進了社會福利的提高。回顧歷史上那些重要的私人發明，例如電，例如青黴素，例如避孕套，在各個偉大企業的推動下，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文明的演化。
企業家身負多重使命，其中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要被反復傳頌。人類似乎早已從英雄時代脫魅，但像伊龍·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其身上的企業家精神引出破壞現有市場均衡的創新，從而將人類不僅從物質上也從精神上帶到一個新高度。這種英雄讚歌過去、現在、未來都會被頌揚。
「把錢交給馬斯克」，佩奇的「捐贈」在頌揚企業家精神這個意義上，不僅是正確的，還值得廣為傳揚。
馬斯克2015年1月在西雅圖宣佈了一項10億美元的計畫，將陸續向空間發射衛星，組成一個衛星群，通過這個衛星群來提供網路服務，也就是「空間互聯網」（Space Internet）計畫。這將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互聯網傳輸模式。你建起防火高牆，你甚至可以拔掉電纜，物理隔絕，但出色的企業家是不屑于在這種低賤的維度裡跟你對抗的。而只會超出你所見，為世界提供低價甚至免費而又不受約束的互聯網。而這一切甚至完全不是為了對抗互聯網的遮罩、審查、和管制，而是為了探索向火星移民的可能性。
無獨有偶，佩奇也有過用熱氣球發低空衛星來進行網路傳輸的想法，試圖捍衛Google初創時的夢：「集全球資訊，使人人皆可訪問並從中受益」（To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我很確信佩奇和馬斯克看到的和方濱興們看到的，不是同一個世界。我也希望不管是低空互聯還是空間互聯，早日實現。
＊作者為專欄專欄作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原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趙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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