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順位，兩個月來已經變更數次，尚在等待施打的國人都內心忐忑，不知自己的順位是否又會被往後挪動，讓快速施打的機會落空。一個人均經濟生產排名全球20名左右的富裕國家，在疫苗施打的次序上，可以搞到猶疑不定、朝三暮四，隨時需要「校正回歸」，實在是讓國際開了眼界。
會發生這種亂象，基本上有兩大原因，一是「行政效率」日益低落，二是「政治意識」超越「科學意識」所致。何謂行政效率日益低落？因為公務員的素質日益低落，有較高聰明智慧的國人越來越不願進入公務體系，導致有眼光和能力的中高級公務員日益稀少，沒能力看出可能產生的問題。近年來高官政治任命的現象越來越多，也影響中高級官員勇於任事的態度－認真做事不如巴結長官有效。
再加上近年粗糙的「年金改革」，不少公務員大嘆不如歸去，或退休或離職他就，又惡化了這種現象。看看部會調整了多年，到現在還懸在那裏，就知道行政效率有多麼低落。
以施打疫苗順位為例，就「職業別」排定優先次序，一定會發生某種排序優先的高風險職業中，有不少工作實際上是低風險的；而在排序偏後的職業中，也可能有某些人工作實際上是高風險的。加上職業種類眾多，決策會議中參與人員有限，絕對難以面面俱到；因此，這種排序模式在執行時，馬上會讓人看出其排序對某些人不公平，而某些人又會沾光，因而受外界嚴厲批判，因為這不是小事，而是攸關性命的大事。這就面臨必須調整的窘境，否則不公平的現象相當突兀，批判的聲浪只會越來越高。但是，老在那裏「滾動式檢討」，絕非從善如流，而是效能低落的表徵。美國的紓困方案洋洋灑灑，複雜程度絕對不是我國可以比擬，但是您可聽過他們在滾動檢討？
若事先看不出這種狀況的話，就是公務員的素質低落，難以有效規畫適當的執行方案。但依照資料看來，去年7月衛福部的「專家會議」中，已經決定以「職業別」作為排定施打順序的模式，果然導致目前的順位掛一漏萬、一變再變。顯然，我國所謂的「專家」，在此事已經不能稱為專家；先進國家都是以「年齡」作為排序原則，因為年紀越大的抵抗力越低，越需要疫苗保護，這是簡單的科學原則，一般平民百姓都能理解，但我們專家卻看不出來，令人搖頭嘆息。
但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有可能在專家決定時，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治意識超越了科學意識。也就是說，在這個經常不以「專業」來決定「用人」的政府中，已經慢慢培養出一種氣氛，就是凡事一定考慮「執政者」的利益為優先，一來不會受到同屬執政階層的同儕排擠，二來這樣的建議或主張若傳揚出去，更可能受到喜好任用「自己人」的當局「不次拔擢」，所以在決策會議中，若有「政治意識」的建議，很快就會壓倒「科學意識」建議。再有科學意識的委員，除了像中研院院士陳培哲這種瀕危動物以外，大概沒有人會堅持科學意識的，而且堅持大概也沒用。當然，台北市長柯文哲在6月21日建議「按年齡打」，根本為時已晚，也不可能扭轉現有模式。
因此，先進國家分類，經常是由獨立於政府體系的特別委員會決定，因為他們看得出問題所在，所以除了醫事人員外，很簡單地就以年齡為分類標準，一來相當科學，二來簡單明白，誰也不要爭，連日本天皇也要依照年齡排隊。但在台灣，排順位的專家們想的很可能不是這樣－決定我前途的「長官們」怎麼可以排到後面？難道我不想升官了麼？這就是我們疫情指揮中心大小事一把抓的後果－沒有任何人監督，決策不合理也無所謂。外界就有流言，說某黨高層早已打過疫苗；當然希望這不是事實，但黑箱和不夠透明就難以杜絕傳言。疫情紓困也是一樣，到底紓困的企業對象是否有黨派的差別待遇，外界無人知曉，不像美國在紓困時還會設立一個獨立且跨黨派的「監督委員會」，可以監督任何相關事務。
台灣的排序模式，變成現在的第二、三、四、五、七類都是「職業類」別，但是卻又不詳細解釋各種職業包含的人員為何，導致各類別的定義可以由造冊的各種團體自行認定，一旦被外界發現定義過於寬鬆或太過嚴苛，當然就會發生各種爭議，引發不公平抱怨或政治口水戰。這種現象，就是行政效率低落的現象，在新加坡就不會發生，他們一定鉅細靡遺地將各類別涵蓋的對象定義地清清楚楚，不像我們這裡，向來就是不清不楚，讓三個單位可以有四種看法。所以，某些縣市的鄰長被列入第二類，但你既然不規定清楚，那又能如何？
最後，國人自律守法的精神和先進國家還是有別，一大堆濫用機制去圖利自家人、自己顧客、自己選民或金主的情事層出不窮，印證了這是個「理盲而濫情」的國度。我國的道德教育亟待加強，但教育當局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將「四維八德」的「老東西」從學校中剔除，被對岸譏為「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未來幾乎確定，還要嘗到更多苦果才會反省。 （相關報導： 新冠疫苗能混打嗎？台灣不建議，德國、加拿大說OK！梅克爾身體力行：第一劑AZ、第二劑莫德納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兼任特聘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台大和文大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