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國家對不起我……當時的我是個熱愛國家的青年，他害怕有人去做危及國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拜託我去聽演講、把演講內容跟他講──當時我是用這個方式同意的，因此我們有這樣的代號叫『旭帆』，我告訴他，所有我給你的information你紀錄只會寫『旭帆』，但竟然現在你還可以查得到本名、查得到我是誰，我就覺得這個國家對不起我……」
無論政治立場，如今處於社會中堅的50世代台灣人大概都對「抓耙仔」一語記憶猶新，被鎖定的人將被監看監聽電話家裡裝竊聽器、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被彙報調查局──有人的父親因此被迫去學校向教官下跪陳情、保證兒子「會學乖」，有人一跟政治犯結婚就沒工作，有人驚恐得走在路上都會不經意回頭看、朋友說剛認識時「看我好像一個瘋子」。
過去人們知道「抓耙仔」卻往往不見其身影，然而在5月4日促轉會研究發表會上，終於以檔案線索尋得情治人員與線民現身說法談當年。歷經約莫40年現身，其中一名代號「旭帆」的昔日職業學生最大感觸竟是：「國家對不起我……」
燒10幾億盯看生活大小事、被監控者崩潰「朋友看我像瘋子」 情治人員卻無感：我們只是了解，沒有要對他有傷害
於5月4日促轉會「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研究發表會上，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指出，監控體制來由可追溯至調查局長阮成章──1978年起接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有感於「1800名工作人員難以監控1800萬台灣人民」，因此對調查局進行組織改造、以「情報網」廣佈社會不同場域，於校園、黨外團體、宗教佈建「線民」有紀錄者便高達近5萬人，至1983年就花掉10多億預算。
儘管被監控的人是那樣恐懼，那時監控被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忠」與「過」：壓迫體制中的情治人員〉研究專文，便以實際訪談點出被監控者、情治人員之間的巨大落差。
邱于庭介紹，監控工作基本是以「國家安全」為目標獵捕「內部敵人」，瞄準「共匪」、「海外台獨叛國組織」、「國內及國際陰謀份子」，就一名情治人員說法：「就是盡我的能力去了解『已交查對象』的言行動態舉止。」當一個人被監控、被認為有不當政治言論，其影響可能包括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刑法》100條後續偵辦，在海外的可能被列「黑名單」拒絕入境、在台灣的可能被影響工作，更常見的是當被監控者查覺自己隱私被侵害，其心理壓力甚鉅。
就邱于庭訪談的被監控者，有人因為做學生運動被舉報被恐嚇要退學、看著自己父親跟教官下跪求情保證兒子一定會「學乖」，有人走在路上都會再三回頭、眼神充滿恐懼、朋友都說剛認識時以為他是個「瘋子」，也有人跟政治犯結婚後馬上沒工作、被指指點點──儘管大多人在當年都知道有監控，當他們在今日民主時代去促轉會看自己被寫報告的檔案，還是近乎全部驚呆了。
「檔案中還有我每一個家人的個資，我有位姐姐在美國唸碩士、許多好友其實也不知道是哪所大學，卻都出現在這檔案中……」其中一位受訪者到現在才透過調查局檔案知道當年朋友在美國哪裡讀大學，另外受訪者雖然知道有spy、講電話會被錄音，看檔案依然看傻眼──「沒想到丟進垃圾桶的東西他們會拿去再出來分析，有些東西我可以看出來是垃圾堆裡面的，它已經被撕掉、我們以前根本沒想到要用碎紙機去處理，但看得出來有把它重新貼好再複印……」
砸上10幾億預算、近5萬人力做這些紀錄有意義嗎？當促轉會訪談當年情治人員，大多回應情報工作本來就是「披沙揀金」的過程、從瑣碎資訊找到有用情報，這本來就可能會血本無歸，不能跟理財一樣看投資報酬率、3年能破一件大案就很夠，大部份時間都在偵查，偵辦的案件很少。
至於法源依據，情治人員多半認為上級會審查、不太懷疑上級是否侵害人權：「解嚴以前沒有『法』的概念，以現在來講當時太多事不合法，裝錄音器那更不合法，那當時都是允許的、上級也不會無遠弗屆地去做，他也是審核再審核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蒐證，如果都沒有，只好繼續蒐報他的許多言行動態……」
相較於被監控者，多數情治人員不認為有影響到人民生活，「我們只是了解，沒有要對他有傷害」、「全世界國家都一樣，沒有不做的」。在邱于庭看來，外勤情治人員往往覺得自己只是情報系統一小部份、自認無權決定什麼也服從上級、是為了「國家安全」之必要，這些想法，對比被監控者感受到的監控與傷害有極大差距。
調查局稱以「濃濃人情味」拉攏線民 「愛國熱血青年」加入異議性社團監控同學、反成痛苦開端：我在那開始認識民主、自由
在促轉會秘書江俊儒〈灰色是情報的顏色：壓迫體制中的線民〉研究，則實地訪談比情治人員更外圍的、佈建於全台各地各學校機關的線民，即俗稱的「抓耙仔」、「職業學生」。就一位情治人員說法，他們拉攏線民方法是「淡淡的桂花香，濃濃的人情味」、透過泡茶聊天交朋友建立關係，「這過程是很溫婉的，才會爭取到他的合作」，然而就實際訪談線民結果，江俊儒對那什麼桂花香跟人情味都打上大大問號。
江俊儒的研究訪談對象有化名為「同人」、「林陽明」、「旭帆」、「季禾」、「張健」、「永生」、「黃凡」、「同德」等8位線民，從身份與支津調整可見線民表現備受肯定，其中「林陽明」就從每月3000元支津一路上升到5000、10000元，「永生」除支津外還拿過獎金3筆計5萬元──雖然這些都是假名，促轉會仍透過各種線索找到當事人，了解他們當年做線民的動機、怎麼看自己做過的監控行為。
就情治人員對線民所謂「溫婉爭取合作」說法，身為政治犯楊碧川好友的線民「同人」覺得自己才是被監控的人，他記得那時調查局一直找他問楊碧川出獄有沒有做什麼，「同人」以為自己要被辦案了，自然是有問必答：「我又沒犯罪，所以我讓人家調查我，當然給你調查啊！」然而當調查局問要不要當「運用人員」時，「同人」說當時果斷拒絕：「這等於是我一生名譽都壞掉了啊！」顯見他覺得當線民是丟臉的。
常看黨外雜誌的所謂線民「林陽明」說自己當年可是與情治人員唇槍舌戰，戰說人民要求言論自由與解嚴不等於「台獨」更不等於「中共同路人」，聽來似乎對自己有些自豪：「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給他們一些正確的資訊」、「蔣經國最後決定解嚴，某種程度我扮演一部份橋樑的功能。」
當然，也有當初抱著「熱愛國家」理念為情治機關服務的線民，但其中「旭帆」被促轉會找到時很震撼，明明當年調查局承諾保密，怎麼現在會讓他被找到？他坦言：「我覺得國家對不起我。」至於線民「張健」從小聽老師的話要愛國要熱血要犧牲奉獻「沒有國哪有家」，他進大學前就做線民向調查局打同學小報告、上大學也為了做監控工作加入異議性社團，但這契機反而讓他開始認識民主、自由：「其實我的啟蒙是從那邊開始的，那也造成我很大的痛苦。」
也有些覺得自己是在聊天過程莫名被利用、被寫說是線民的，例如「永生」被老師與教官接觸時，他沒有排斥去講社團一些公開活動，內部開會情報別說就好、關鍵部份隨便唬過去，「同德」則認為搞學生會、參加社會運動、弄大字報給人知道也沒什麼，反正學生們也沒拿棍棒沒打人，教官當面來了解他都願意講。
「講出去會冤枉人！」被調查局檔案掛名線民 當事人至今知道真相「朋友是調查局」才大驚
無論這些線民為何會出現在調查局檔案上、是不是被亂寫，從江俊儒訪談可見，如果是真的有做線民拿錢的人，大部份會意識到監控是不對的、不能說出來的。「黃凡」就是先否認、後承認的類型，受訪一開始一直說不知道情治單位、「黃凡是誰」，後來才慢慢鬆動坦承說當年有被請吃飯聊天、當時也很害怕、後來才開始相信情治人員是來「做朋友」的，也有拿支津簽領據。
有些線民也會遮掩自己當年所為，例如當年調查局要去政治犯楊碧川住家裡裝監聽器、必須先掌握室內格局圖，楊碧川身邊朋友「同人」與「黃凡」便是檔案記載上負責提供情報的線民，卻都閃躲避談。「同人」一開始說自己只講楊碧川家裡有個空間有和室可以喝酒、後來越講越多說有講他家裡書本客廳怎麼放；「黃凡」一開始否認自己不可能畫出空間圖、單純作客不可能對人家家裡格局有認識，但問到後來他終於鬆口，有畫草圖。
線民如今說法與調查局昔日檔案紀錄最大歧異在「有沒有領錢」，雖然檔案記下每一個線民每月領多少錢、幾次獎金，但江俊儒訪談到的線民大多說絕對沒這回事、任何好處都沒拿到、或說只有拿一兩次。「同人」說自己只有拿過結婚津貼、線民費的話「拿了我就完蛋」，「林陽明」則說：「我一開始不收，收這個會受到他們那個，我就不想被他們擺佈，一開始我是拒絕的。」那後來呢？「我真的忘記我收了多少。」
江俊儒也去訪談一名調查局人員說法，該調查局人員說，不願收錢、義務幫忙者就不會有紀錄，要領錢的話調查局內部都有SOP要簽名建檔，紀錄基本上不會錯：「我想他們否認是在保護自己，這在所難免，但我們也有防弊措施，這類如果發現、說給了人家錢結果沒有給，這都會有很嚴厲的處分。」
從上述檔案與收錢部份，江俊儒提醒「檔案不能盡信」，被記錄為線民「陽翰」的林文欽就是在檔案上被冤枉的一例。
林文欽為當時《台灣新文化》雜誌社社務委員，雖在監控檔案中被稱為「陽翰」、紀錄有彙報辦公室動態，但這些紀錄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林文欽真的是線民，為什麼要回報自己「林文欽於辦公室談稱」？後來《台灣新文化》因為這些監控情資被警總查禁16期就此終結、損失甚鉅，林文欽自然也會是監控下的犧牲者，誰會這樣給自己麻煩？這些檔案紀錄真的可信嗎？
當江俊儒約訪林文欽與調查局人員，也證實了林文欽之冤──就林文欽說法，當時有位朋友會來找他問雜誌社狀況，基於是朋友他會回答、但也是回答一些不太重要的資訊，他也從沒拿過調查局的錢、連領據都沒看過；就調查局人員說法，林文欽說的那個「朋友」就是他，他說林文欽真的不是線民、只是被掛名上去而已：「他是我同學，是我掛名、不是『運用人員』，『陽翰』只是一個統稱，把林文欽講出去會冤枉人！」
林文欽也是到促轉會看檔案才知道當年那個「朋友」原來在調查局工作，他受訪嘆：「他沒有對我表達過他的真實身份（調查局人員），我其實是有比較同情的理解──這是他的工作，他要怎麼去『作文』那個我管不到，但是檔案中提到我是他的『佈建人員』、有領相關費用，這些完全是他自己寫的，我看了檔案之後也才發現原來這朋友是調查員！檔案如果就這樣公布、大家看到檔案寫林文欽是『佈建人員』，會有這樣的誤解，如果是這樣，我會覺得很冤枉！」
江俊儒提醒，像這樣的錯誤還不知道有多少，也因此當促轉會研擬公開監控檔案時，特別注重的風險就是：還原歷史真相，須慎防不確實資訊。
真相從不是一蹴可幾、所謂威權時期「壓迫體制」之研究仍長路漫漫，當有更多線民、情治人員、各種體制參與者願意現身說法，也將改變過去白色恐怖「只有受害者無加害者」的困境，如前項研究裡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引述的、一名被監控者最想了解的問題──
「在當時那個社會結構底下，你或許不需要去這麼地譴責個人──可是我真的非常想釐清，那個大架構下為什麼人、就是監控者，那個執政者到底佈了什麼架構，讓身處裡面的人會去進到那個架構、願意做這樣的事、變成這個架構的一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