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國家對不起我……當時的我是個熱愛國家的青年，他害怕有人去做危及國家安全的事情，所以拜託我去聽演講、把演講內容跟他講──當時我是用這個方式同意的，因此我們有這樣的代號叫『旭帆』，我告訴他，所有我給你的information你紀錄只會寫『旭帆』，但竟然現在你還可以查得到本名、查得到我是誰，我就覺得這個國家對不起我……」
無論政治立場，如今處於社會中堅的50世代台灣人大概都對「抓耙仔」一語記憶猶新，被鎖定的人將被監看監聽電話家裡裝竊聽器、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被彙報調查局──有人的父親因此被迫去學校向教官下跪陳情、保證兒子「會學乖」，有人一跟政治犯結婚就沒工作，有人驚恐得走在路上都會不經意回頭看、朋友說剛認識時「看我好像一個瘋子」。
過去人們知道「抓耙仔」卻往往不見其身影，然而在5月4日促轉會研究發表會上，終於以檔案線索尋得情治人員與線民現身說法談當年。歷經約莫40年現身，其中一名代號「旭帆」的昔日職業學生最大感觸竟是：「國家對不起我……」
燒10幾億盯看生活大小事、被監控者崩潰「朋友看我像瘋子」 情治人員卻無感：我們只是了解，沒有要對他有傷害
於5月4日促轉會「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研究發表會上，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指出，監控體制來由可追溯至調查局長阮成章──1978年起接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有感於「1800名工作人員難以監控1800萬台灣人民」，因此對調查局進行組織改造、以「情報網」廣佈社會不同場域，於校園、黨外團體、宗教佈建「線民」有紀錄者便高達近5萬人，至1983年就花掉10多億預算。
儘管被監控的人是那樣恐懼，那時監控被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忠」與「過」：壓迫體制中的情治人員〉研究專文，便以實際訪談點出被監控者、情治人員之間的巨大落差。
邱于庭介紹，監控工作基本是以「國家安全」為目標獵捕「內部敵人」，瞄準「共匪」、「海外台獨叛國組織」、「國內及國際陰謀份子」，就一名情治人員說法：「就是盡我的能力去了解『已交查對象』的言行動態舉止。」當一個人被監控、被認為有不當政治言論，其影響可能包括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刑法》100條後續偵辦，在海外的可能被列「黑名單」拒絕入境、在台灣的可能被影響工作，更常見的是當被監控者查覺自己隱私被侵害，其心理壓力甚鉅。
就邱于庭訪談的被監控者，有人因為做學生運動被舉報被恐嚇要退學、看著自己父親跟教官下跪求情保證兒子一定會「學乖」，有人走在路上都會再三回頭、眼神充滿恐懼、朋友都說剛認識時以為他是個「瘋子」，也有人跟政治犯結婚後馬上沒工作、被指指點點──儘管大多人在當年都知道有監控，當他們在今日民主時代去促轉會看自己被寫報告的檔案，還是近乎全部驚呆了。 （相關報導： 計程車司機一句「大陸人民生活好」換坐牢7年！軍法官「依法行政」心聲首度公開 ｜ 更多文章 ）
「檔案中還有我每一個家人的個資，我有位姐姐在美國唸碩士、許多好友其實也不知道是哪所大學，卻都出現在這檔案中……」其中一位受訪者到現在才透過調查局檔案知道當年朋友在美國哪裡讀大學，另外受訪者雖然知道有spy、講電話會被錄音，看檔案依然看傻眼──「沒想到丟進垃圾桶的東西他們會拿去再出來分析，有些東西我可以看出來是垃圾堆裡面的，它已經被撕掉、我們以前根本沒想到要用碎紙機去處理，但看得出來有把它重新貼好再複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