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時忽然重病，小鎮醫生已然束手時，母親偷偷去到三山國王廟為我許願祈求，我居然奇蹟生命回返來。因此，她一直記得在我終於長大成年時，要與她一起回返來小鎮還願。
十歲時，一家老小九口從潮州搬到台北，之後再回去已是服兵役的時候了。那是母親忽然執意假日要來台南砲校看我，說要讓我陪她回去潮州還願，說這是她掛念多年的心事，一定非去不可。
母親帶我去到既熟悉也陌生的三山國王廟，她虔誠地進行香火禮拜的事情，因為父親長年是基督徒的關係，自來我就對這一切都維持著旁觀者的冷淡距離。母親並沒有在意我顯得魯鈍木然的無禮舉止，在完成所有的儀式事情後，就從她的皮包裡，掏出來一個寫有我名字的紅包袋，說：「你把這個紅包拿去交給那個管理室的男人。」
因為怕耽誤我傍晚的回營時間，我們匆忙路邊吃了一碗母親懷念的客家麵，就一起搭乘火車離開潮州了。母親並沒有說明這一日行徑的究竟緣由，但我隱隱知道那是源於我幼時忽然重病，小鎮醫生已然束手時，母親偷偷去到三山國王廟為我許願祈求，我居然奇蹟生命回返來的傳奇故事。因此，她一直記得在我終於長大成年時，要與她一起回返來小鎮還願的長久心事。
母親一路搭火車都安靜地閉眼休息，我則擔心當時經濟仍然顯得緊迫的家計，她如何能夠挪出顯得厚實紅包金錢的事情，但我還是忍著沒有問出口。父親當時是個服務於瘧疾研究所的中級公務員，除了要養育六個都在成長中的小孩，還有與他一起從福州過來裹著小腳的祖母，一家生活從來就是小心謹慎。
我十歲那年，台灣島成功地正式撲滅瘧疾，整個研究所也因此被裁撤，我們原本宿舍裡的九戶人家，必須陸續搬到台北，之後四散分隔少有聯絡。當時一起群居的巍峨二層樓宿舍，是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農會，原本是做為辦公室與儲藏間的混凝土結構空間，簡易隔出九戶榻榻米通鋪的大小人家，各家廚房都是臨時搭在走廊上，並且一起共用著廁所和浴間。
我們一家是唯一的外省人，另外有一戶客家和一戶魯凱族原住民，其他都是閩南人。當時幼年的我，已經可以察覺彼此間微妙的差異，也意識得到在階級、族群與文化上，鄙夷與欽羨交織的日常狀態。然而，最是讓我印象鮮明的，還是在節慶飲食的習慣上，譬如年糕、肉粽與月餅的口味差別，往往讓我大為吃驚與歡喜，會私下與鄰居小孩交換吃食。
母親做為一個沒有娘家可依靠的外省婦女，又因為來台時還太過年輕，許多節慶食物都無法應付，因此會四處向鄰居與鄉親去求教學習，也讓我們家的食物多彩多元。現在回想來，這樣難分血統的飲食狀態，恰恰就是我那時生命的真實經驗，譬如在學校裡我是少有的外省人，但我常往來的卻是客家的三個堂兄弟，其中一個家裡開豆腐供應店鋪，我有時一早去到他家，看大鍋爐不斷地冒著熱氣，以及豆腐、豆漿忙碌出爐，覺得神奇也美妙。 （相關報導： 弘安觀點：眾神上凱道 嘉年華過後之另類省思 ｜ 更多文章 ）
平日玩耍打架的宿舍內小孩，大家都是用閩南語來往，我回家則會聽到國語與福州話的交錯來往，完全覺得自在當然。我有時也會隨著那唯一的魯凱男孩，在雨後去撿拾蝸牛看他烤食，或是走往稻田溪邊釣魚、抓青蛙，馳騁間覺得彷彿在探險大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