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因病進了美國一間醫院的急診室，在一連串被輕忽、充滿錯誤、被新冠肺炎攪擾的就醫過程中，深刻體會到自己身處的這個國家，雖然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大旗，更協助世界各地將醫療確立為一項人權，但實際上是一敗塗地。
病癒後，他寫下結合自身生命經驗、對比過去在他國醫療系統的體驗、歷史教訓，對美國利潤至上、政治帶風向的醫療體系提出沉痛呼籲。
醫療體系病入膏肓，反映出美國社會的系統性問題：在文明國家，公民的健康是基本人權，但金權體制下，社會福利日漸緊縮，而無效的醫療體系、忽視真相的系統、充滿謊言的政治，則從出生開始就箝制了公民身體、心靈與追求富足人生的自由。
我在醫院待了兩天一夜，不僅錯過了母親的生日，還得在醫院過平安夜，整個人焦慮到無法入睡，手腳還刺痛發熱。白天，我做了無數次的檢查，但一直沒有醫生來跟我談檢查的結果。我只能望向窗外，徹夜不眠地盯著天空中的月亮看。
我在日記裡畫下月亮，現在看起來那就像是小孩子畫的。當太陽從醫院後方升起，我依然盯著月亮看，試圖在它消失之前把它釘在我的視線裡。月亮縹緲不定、忽隱忽現，重複三次之後，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繁瑣散亂的醫療流程
在這麼多醫院員工之中，只有少數人是醫生。雖然我是從急診轉進來的，也做了檢查確認沒有罹患什麼致命疾病，但我很少見到醫師的身影。我剛進急診室時，在走廊上待了半天才看到一位醫師，她只花了三分鐘對我說，我患的病有可能致命。
在進行腰椎穿刺的時候，我全程彎著腰，還有一根針扎在我的背部，如果這個也算是看醫生的話，那麼這是我看到的第二位醫生。放射科醫師雖然看了我的掃描圖，但我既沒有見到他們本人，也沒有看過他們的報告。
我和一位駐院主治醫師（Hospitalist）談了五分鐘，和另一位談了四分鐘，還用Skype跟一位神經科醫師談了十五分鐘（但你不可能透過Skype檢查神經系統），前後加起來的看診時間並不多。
這種狀況很常見，在美國醫院，病患幾乎不會專門交給某一位醫師負責，而且病患要跟任何有權威的人交談壓力也很大。
佛羅里達醫院的醫師人力非常不足，卻有大量穿著卡其布短褲、頭戴棒球帽的年長志工。他們總是精神抖擻，友善地跟人揮手，他們會開著白色高爾夫球車，迅速地將病患從這一棟粉色大樓載到另外一棟。
他們也會到處巡病房，看看病患是否需要幫忙。結果搞得我在住院期間也跟著有禮貌又隨和起來。有一位志工問起我在醫院過得怎麼樣，我說，這裡一切都很好啊，但真要說哪一點不滿意的話，就是我幾乎看不到醫師，而不只患者，甚至連護理師或他們的助理也不知道醫師什麼時候會來查房，更不知道誰在值班。
那位和藹的老先生竟然回我：「我說了你可別驚訝，但其實這種情況在這裡已經是見怪不怪了。」 （相關報導： 獨立荊棘路上有台庫情緣：讀《庫德的勇氣》 ｜ 更多文章 ）
美國醫師成了廣告道具
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醫生不想接觸病人。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間，我們就看到了許多醫師賣力地工作，冒著生命危險努力拯救他人的生命。真正的問題在於，醫師對他們周圍發生的事情幾乎沒有發言權，他們浪費大量時間跟精力在安撫高層。他們不再擁有病人期待和需要的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