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專欄:毛澤東的政變與權變

2017-08-25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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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政治沒有破產。擁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沒有異見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國的政治難以進入文明與安全狀態。(美聯社)

作者指出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政治沒有破產。擁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沒有異見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國的政治難以進入文明與安全狀態。(美聯社)

如果消息被進一步證實,那麼習近平面對的政局形勢也是非常嚴峻的,海外有媒體報導說,據原八九民運重要人物、現為海外民運活動家的王軍濤博士的消息,在北戴河會議之前,習近平平息了一起政變,成功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十九大的核心地位。

中共內部的政變與權變,一直沒有停息過,只是勝利者的政變,美其名曰革命或政治運動,現在叫維護國家安全或政治安全,而失敗者的政變,無論義還是不義,均被視之為顛覆或叛亂。

為了黨國的「政治安全」,中共的多少罪惡因此而生髮。與中共政治安全相關的兩個重罪,以前叫反革命罪,現在叫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共所謂的政治安全,實為極權統治的安全,或者是極權統治者的安全。

一、國家政制與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問題在毛時代還沒有形成一個政治術語,但這並不意味著毛時代就沒有政治安全問題及其焦慮。

政治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共第一要義,中共的政治安全、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安全、中共黨內派系的政治安全,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生命線,三個政治安全可謂三項一體,失去任何一項政治安全,中共都可能出現內亂或崩盤。

在憲政民主國度,只存在國家(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人權安全),保障領導人與普遍國民安全的,是獨立的司法體系,保證國家安全的是國防與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獨立的司法、獨立的國家軍隊。

沒有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中共與中共領導人只能通過其它方式,謀求黨國與自己的政治安全。中共領導人與中共體制,更多的只關注上述三種政治安全,並以領導人的安全為核心,而國民的安全與普遍的人權保障,則是等而下之的考量,更多的時候是被完全漠視或被侵犯。

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才存在政治安全問題,政治安全看起來是意識形態的安全,其實這種安全是虛,而實際的安全是最高當權者的安全,列寧同志的安全,史達林元帥的安全,波爾布特的安全,金正日的安全,毛澤東或習近平的安全,這是專制國家的核心安全。

國共代表蔣中正(中)與毛澤東(右)舉行重慶會談(翻攝維基百科)
國共代表蔣中正(中)與毛澤東(右)舉行重慶會談(翻攝維基百科)

在憲政民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全是常態化的保護,而專制國家則是非常態的保護,他們一方面要表演親民,訪貧問苦與人民打成一片,而另一方面,則動用國家軍警力量,嚴加保護,對所有接近領導人的群眾都要嚴加審查與防範,以防不測。

政治安全不僅要通過軍警力量來保衛,還要通過其它方式,一是打擊與迫害異已的政治力量,無論是體制內部的,還是外部的異已者,都在打擊之列;二是建立自己的政治派系,讓自己信得過的人進入權力核心周圍,「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語),要讓絕對忠誠於自己的人入局,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庸人與奴才人格才能進入重要權位。一些共產政權國家,為了政治安全,不惜搞血統繼承制,只有自己的兒子或兄弟才信得過,譬如北朝鮮與古巴。

中共在政治安全領域所做的政治設計,遠遠超過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譬如,毛澤東奠定的支部設在連隊上,使黨或黨的最高領導人可以直接指揮槍,保證了軍隊是黨衛軍,這是中共政權穩定的制度背景,也是當年毛在軍隊中至高無上的影響力的歷史根由。

中共在員警系統設立了政治處,後來做大成了國家安全保衛局(對內的國家政治安全部門),即臭名昭著的「國保」,對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知識份子的控制與迫害,均由這個政治安全保衛部門用超越法律方式解決。不僅如此,中共還另設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時期將其做到了一個極致,它使法律、員警、檢察甚至傳媒體系完全統一在一位政治寡頭手上,這也是周永康可以與當時的中央對抗的本錢,當然,也是周永康權極而敗的原因。

分析中共的政治安全與政變、權變,我們不得不從毛澤東說起。

二、打天下之時毛澤東的權變與政變

毛澤東一輩子發動了三次革命性的大政變還有一系列的權變。

第一次政變是參與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成立國際共運組織領導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顛覆了中華民國政府,最終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次政變是中共建政之後,廢棄了共和國的政治基礎多黨政治協商制度,建立中共控制下的全國人大,共和國變成了黨國(黨天下),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質變。

第三次政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廢除共產黨政治體系,重建革命會員取代共產黨,毛澤東成功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另立革命領袖的中央,黨國成為領袖之國,共和國的國家主席被廢黜並被迫害致死。沒有人意識到,中共的政權又一次發生了革命性的質變。

政變是讓整個國家的政局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或者顛覆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或領導集體,改變了國家政制。而權變,則是為了個人或自己的政治派系的權力穩固,迫害異已派系或重要政治人物。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就是追求極端的政治威權,不斷發生政變與權變的一生,1927年以降的民生災難,幾乎都與中共領導人的維護政治安全有關,一次次的政變與權變,就是一次次的國民災難。

毛澤東的第一次政變,遭到國家軍隊的圍剿,因為日本入侵中國,使中共蘇維埃政權獲得生存機會,並因西安事變,獲得合法性,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本可以致力於政治合作,使中國進入民主共和憲政時代,中共在其宗主國蘇聯的支持下,一意為了自己的共產政治,不惜內戰犧牲數百萬戰士與百姓的生命,推翻了亞洲最早、最大的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第一次政變獲得成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翻攝維基百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翻攝維基百科)

中共推翻國民政府的政變,不計算1927到1945年期間內戰傷亡數,僅1946到1950年的內戰,就造成了近千萬人的直接傷亡,政治代價則使中國失去了民主憲政的和平進程,國家痛失政治文明現代化的千古良機。

中共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是一次革命性的政變,而毛澤東從井崗山到長征,從延安整風到中共建政之後,在體制內,則進行了一系列的權變,譬如將黨支部建到連隊上,使軍隊直接服務於中共政治意識形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時面也出極權,毛澤東的內部權變,也是依賴的是自已對槍桿子的控制與影響力。毛澤東通過控制槍桿子,一系列權變成為現實,對陳獨秀的開除,對張國濤的排擠,對王明的打壓,對整個延安知識界的整肅,然後由劉少奇抬出一個毛澤東思想,完成了毛作為中共核心權威的神聖不可顛覆的地位。忠於毛澤東的政治派系(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林彪、康生、江青),也因此誕生。

打天下之時,毛澤東在體制內外,均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與同盟,到了坐天下之後,他將通過一系列的政變與權變,重建自己的核心政治派系與統一戰線。

三、建政之後毛澤東的權變與政變

毛澤東第二次政變是將聯合政府變成党領導下的中央政府,不僅政協的地位下降(虛置),政協的政治權力讓位於全國人大,而全國人大的代表完全由中共控制,即便如此,人大代表作為中共的政治花瓶地位是象徵性的,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中共表面上的合法性,中共的黨代表地位則更高(當然,黨代表也只是中共高層的政治工具)。

1957年6月1日《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的會議發言並被公開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認為中共已將共和國演變成「黨天下」。儲安平是第一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共和國已被毛澤東政治集團所蛻變。

當黨國的陽謀被人識破之時,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開始,數百萬知識份子被打壓、迫害,失去發聲的可能。

毛澤東政治集團的政變,以一系列權變為基礎:改變(剝奪)農民的土地權,改變(剝奪)工商業者的經營權,改變(剝奪)民主人士的發言權,並通過廬山會議,又剝奪了中共內部的批評權,毛澤東的個人威權獲得進一步維護。

毛澤東的每一次權變,都是在剝奪整個社會或異已者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而毛澤東的每一次政變,都伴隨著國民的巨大災難。

毛澤東的中共推翻民國,其過程造成上千萬國民傷亡,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的權變與政變,直接迫害的傷亡人數數以百萬計,而饑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國民,則達四千萬左右。民主的代價是選票與選舉過程中的巨額資金投入,而不民主的代價,則是千百萬人頭落地,為權變與政變血祭。

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取自pixabay)
作者表示毛澤東的每一次權變,都是在剝奪整個社會或異已者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而每一次政變,都伴隨著國民的巨大災難。圖為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取自pixabay)

毛澤東的第三次重要政變,就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標是劉少奇,剝奪其國家主席職務,以使黨國政權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整個中共的元老階層悉皆被迫害或流放(只有極少數元老倖免于難)。

這一次是全民性的一次大革命,對傳統文化、對整個知識界、對中共元老階層,全面打擊、破壞與迫害,為什麼會發動如此近乎毀滅性的大革命?與前二次權變一樣,是毛澤東的核心政治地位受到威脅,五十年代毛的極端路線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百姓非正常死亡,劉少奇等人要向毛澤東問罪。這一次權變,已升格到一次政變,是毛的派系對中國共產黨整個體系的一次成功顛覆,而這次顛覆之所以能夠成功,一是毛澤東掌握了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整個軍隊都向毛效忠,二是毛澤東成功利用了年輕人的政治熱誠,讓年輕人的造反、叛逆精神得到渲泄,毛澤東炮打了中共的另一個司令部,另立中央,建立了自己的文革領導小組,在保證自己的政治絕對安全的前提下,讓自己的派系得以建立,培養了未來的政治接班人華國鋒、江青、王洪文等,而政治元老或被流放,或迫害致死,對毛的派系難以構成威脅。

文革過程中,毛澤東還製造了林彪事件,使毛的政治派系更為穩固,沒有異已的重要人物。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發動了最後一次權變,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林批孔外加批周公(影射周恩來),打擊了重出政壇的鄧小平之後,準備打擊周恩來,為江青等政治接班掃清最後障礙。

人算不如天算,毛氏的機關算盡,也改變不了歷史新政變的進程。中共政制下,任何派系都難以絕對保證自己的政治安全。如果有江青等人的政治安全,就不可能有鄧小平們的政治安全,反之亦然,毛澤東文革主力、毛澤東核心團隊,被華國鋒等人的政變「打倒」,並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毛澤東的遺體與毛澤東的天安門畫像,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卻超然地擁有了「政治安全」,這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真的神聖偉大,而是因為他可以成為鄧小平的精神屏障,毛思想是中共的靈魂,中共體制內沒有力量替換這樣的政治幽靈,所以只能充當聖物,以護衛中共的血旗。

可以說,毛澤東的政治沒有破產。擁有「政治安全」,有毛思想的安全,就沒有異見者的政治安全,所以中國的政治難以進入文明與安全狀態。今天回顧與梳理毛時代的政治安全與政變及權變,是為了對照當今中國的現實,習近平現在正重演毛澤東的套路,為了黨國的政治安全、為了派系的政治安全、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窮極一切手段,通過一系列的權變,甚至可能的政變或所謂的平息政變,來改變中國政治版圖。限於篇幅,習中央的權變與政變,將另文專述。

*作者為獨立學者,旅美專欄作家。本文為「中共領導人政變與權變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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