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難民得到瑞典庇護，人類的各種爭端與分裂令我們經歷可怕噩夢，無家可歸就像行走在流沙之上。
上世紀90年代初南斯拉夫戰爭爆發時，我正逃到香港，在一家雜誌做編輯。記得當時發過一篇有關戰爭的報導，我在編輯按語裡寫道：「大屠殺的慘狀令人唏噓不已」。對香港讀者和我本人來說，那場戰爭似乎是很遙遠的事情。
不久，我們一家就被聯合國難民署送到瑞典來了。與我們同時期在瑞典獲得庇護的，大部分是從巴爾幹戰火中逃來的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人，此外還有來自越南和中東的難民。人類的各種爭端與分裂令我們都經歷了可怕的噩夢，無家可歸就像行走在流沙之上，直到仁慈的瑞典給我們伸出溫暖的手。
英國哲學家齊格蒙•鮑曼曾這樣描述歐洲難民的生存境況：「他們昨日還為家園驕傲、為他們的社會地位自豪，很多人也受過良好的教育，生活富庶……但他們現在成為了難民。他們失去了家園和社會地位，失去了所有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來到了這裡。」
瑞典語課堂上的嚎啕哭聲
1994年初，我開始上瑞典語課程。班上那些面色呆滯的同學，大都是原屬南斯拉夫的波士尼亞穆斯林。這些穆斯林的祖先原是基督徒，在15世紀巴爾幹半島被土耳其佔領後，改宗為穆斯林。幾百年來，那個半島宗教族群衝突不斷。
那時瑞典語老師讓我們練習口語，主題之一是談自己的愛情故事。我的同桌是一個在波士尼亞當過運動員的帥哥，他用結結巴巴的瑞典語很興奮地向我描述，說他十五歲時愛上了同村一個姑娘。一次，他去山上放牛與姑娘幽會，把牛用繩子拴在自己腳上。結果牛突然狂奔起來，這位可憐的情郎被拖得奄奄一息。
但不是所有的口語課都這樣有趣。一位年輕姑娘在談到自己的戀愛婚姻時，突然嚎啕大哭。原來正在她戴婚紗做新娘時，戰爭爆發，她的父親被塞族鄰居打死了。她睜大茫然失神的眼睛發問：「為什麼原來相處不錯的鄰居，會突然要殺死我們？」沒有人能回答她的問題。
多年過去了，一切都已平息，我的波士尼亞難民同學早已各奔東西。他們有的和我一樣在瑞典找到了工作，還有的回戰後的波士尼亞重建家園去了。有的人在家鄉有房子、土地與事業，東歐的氣候也比北歐好得多。
逃離戰爭二十三年終回鄉
電影往往是藝術化了的現實生活。在獲瑞典「金羊獎」的影片《我的姑媽在塞拉耶佛》（Min faster i Sarajevo）裡，主人公茲納坦（Zlatan）活像我熟悉的老同學中的一個。中年男人茲納坦是來自前南斯拉夫的難民，現在瑞典做水管工。自1992年逃離塞拉耶佛，23年來，茲納坦在瑞典結婚生孩子又離婚。即使家鄉已經和平自由了，他也不曾回國。
此時茲納坦遇上了難題。他那17歲的漂亮女兒安雅找到她，說她從未去塞拉耶佛見過父親的親人，對父親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一無所知，因此很想要和父親一起旅行返鄉。茲納坦試圖阻止女兒，說那個國家對自己是「已完結的一章」，現在只有一個老姑媽在那裡，他每月寄錢回去贍養老人就行了，如回去只有失望。 （相關報導： 瑞典來鴻》從海葬荒誕劇談妻兒的安葬權 ｜ 更多文章 ）
但女兒已經買了機票，茲納坦不得不跟著女兒上飛機。在從機場到塞拉耶佛的計程車上，司機告訴他：這個國家看起來一切正常了，但曾有幾十萬在戰爭中人死亡，今天已無人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