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雄專文：中國民主維權運動有可能在歷史上最終失敗，除非……

憲政民主必勝，這是天道和自然法大勢所定。但中國這一代爭自由的人們並非必勝，如果犯下並繼續堅持若干致命的生存策略錯誤，這一代自由理想者很有可能淪為現實的政治博弈場上的最終失敗者。

2003年以來，堅守中間溫和路線的民主維權運動在中國大陸興起，在無數的英勇抗爭和悲壯擔當中艱難擴展，目前有上千名爭自由的仁人志士仍然處在被關押、囚禁狀態，這一嚴峻事實證明，經歷了四十餘年層疊累進的中國民主運動漸漸做大了，但並未做強。

在人類歷史上，與當今中國民主維權運動頗為相似的，是1836——1848年英國憲章運動。

英國憲章運動以要求普選權為主要政治目標，其動員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了當今中國民主維權運動。但是，憲章運動的主要活動家們犯下了諸多戰略戰術錯誤，其中最根本、最致命的錯誤在於——他們以強烈的偏執的兩極思維，以幾乎接近于（逆向的）「種姓制」的決裂立場，堅決排斥在英國政治生活中佔據主流地位的貴族階層變革力量加入憲章運動，從而錯失了從程式外擴至程式內、從邊緣步入中心的歷史機遇。其結果是，憲章運動一直被當權的貴族階層緊緊壓在邊緣地帶喘息，越戰鬥越削弱，最終在歷史上銷聲匿跡。在底層政治運動徹底失敗後，英國貴族階層另起爐灶，醞釀、推動了1867年的選舉改革，但變革的歷史機遇被浪費了將近20年，平民階層的政治崛起則被延遲了將近40年。大英帝國的衰落與此也不無關係。

化「權力壟斷」為「人民主權」，化「國家主導社會」為「社會主導國家」，是中國政治轉型的基本主題。許多有心人僅僅認知到憲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競爭性，卻沒有深層地考量：政治競爭的基礎在於，所有的政治競爭者都共用著一個公平正義的政治平臺。在和平的現代工業國家，這一平臺只能通過所有階級共建全民共識、元憲法和文明的遊戲規則，才能現實築成。

階級鬥爭和官民「死磕」，絕不是在中國本土實現憲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通過官民大妥協打造全階級聯盟，建成一個全民共用的憲政民主平臺，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中必須完成的硬指標，同時也是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須經受的政治考試，如果考試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將被激蕩變幻的歷史所淘汰，只好改行從事低風險的思想啟蒙，或者歸隱山林，書寫回憶錄了。

一種深受兩極思維浸染的文學浪漫主義，在民間言論界長期流傳，它高調鼓噪一種對官僚階層變革力量加以潔癖式、「種姓制」的徹底排拒的政治轉型模式，代表著一種不公正、不切實際、註定永遠被邊緣化的錯誤的操作線路。這些繼承了法國、俄羅斯式的「要麼全有、要麼全無」哲學和狂飆激進情懷的文學浪漫主義者，長期躲在安全的「河那邊」，主張種種「紙上好看」的最決裂的極端立場，同時無休止地攻擊在「河這邊」艱難奮戰的行動者及其務實盟友的綜合平衡、中道理性與溫和路線，以自相標榜、損人益己。這種隔岸觀火的坐而論道者居然能夠長期「忽悠」如此眾多的網友，實在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大異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應該感謝後極權主義的思想禁錮制度對他們的單面資訊的「間接支援」。

那種自以為極權金字塔必倒、民間大可收拾殘局的盲目樂觀想法，不過是怯懦的懶漢做夢。實力博弈自有實力博弈的嚴酷邏輯，道義價值如果無法轉變為政治實力，恐怕只能繼續僅僅停留在精神文化世界和生命悲劇藝術領域。獨立大國的歷史轉型，從來都是充滿了變數，存在著各種可能。管理學的基本原理之一是，面對迷霧般的未來，決策者不能僅僅考慮「對我很有利」的那種可能，更不能把全部身家壓在概率很低的那種可能上。 （相關報導： 陳玉潔、孔傑榮專文：在中國「被失蹤」的台灣人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維權人士。本文原刊《世界憲政民主論壇》，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