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6日台灣爆發關廠工人以臥軌方式進行抗議，被檢察官以《刑法》公共危險罪起訴。放眼國際，許多國家都曾發生訴求目的不同、激烈手段類似的案例，但是抗議者未必會被送上法庭。
一個近期的著名案例發生在2011年11月底，德國反核人士以身體癱瘓鐵路運輸，阻擋來自法國的核廢料列車，迫使列車只能以平均不到11公里的時速前進，足足耗了4天半時間才走完1200公里，充分展現德國社會的反核意志。
列車載運11具德國核電廠廢料儲存槽，11月23日從法國阿海琺（Areva）集團位於諾曼第的核燃料回收工廠出發，準備運往德國北部的核廢料暫存地戈萊本鎮（Gorleben）。列車在法國就遭遇重重抗議，進入德國之後，反核團體更是全體動員，要讓列車寸步難行，而政府也動員2萬名警力因應。
1萬多名抗議者除了一路包圍、封堵與靜坐，不時與警方衝突，有些人還把自己鎖在鐵軌上，再用重物固定，警方必須使用電鑽等機具才能解開，有時甚至要切除更換受損的鐵軌，否則列車無法前進。最後警民在丹能貝格（Dannenberg）大對決，200多人受傷，約1300位民眾遭逮捕拘留，列車總算抵達終點站。
2011年的事件並不是特例，從1995年開始，阻擋核廢料運送就成為反核團體的年度重點工作，各種阻撓手段層出不窮，照理說司法單位應該會以公共危險罪、妨害公務罪論處。然而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林鈺雄指出，這些在台灣被認為相當激進的手段，德國法官有更細緻的判斷依據。
林鈺雄指出，與台灣相比，德國的強制罪強調「衡量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之後，是否可受責難。」因此法院認為重大阻撓形態才須入罪，像是靜坐，連提告都不需要。而反核者臥軌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輿論注意、實現非核家園理念，這也成為法官論罪、量刑的考量。而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之後決定，2022年之前關閉全國的核電廠，正面回應反核抗爭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