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殺害，他死前「我不能呼吸」的慘痛呼救，再度掀開美國黑人數百年來遭到白人奴役、殘害、剝削、歧視的痛史；且近年美國一再發生白人警察對黑人男性執法過當致死的憾事，因此示威抗議一發不可收拾，部分群眾更訴諸暴力，進行縱火、破壞與劫掠，地方當局被迫出動國民兵、宣布緊急狀態並實施宵禁。
首先開宗明義的說，筆者不認為暴力不可以是社會運動的方法，但它卻帶來了一定的效力與革命的能量。
美國警察挾持著權力與種族不平等的法源，對黑人逕行濫用職權，甚至歷史數據顯示，在案發地點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黑人受到警察的武力對待是白人的7倍。加上黑人相繼被警方殺害的事件（如肯塔基州非裔女子泰勒（Breonna Taylor）3月在家中遭警方遭警方槍殺事件），更可顯示暴力是如何鑲嵌在種族不平等的狀況，對有色人種進行欺壓。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SUNY）助理教授劉文就表示：「警方是國家管制階級問題和掠奪人民最基本性命安全和自由的武器。美國警察和軍隊並不是用來保護美國的有色人種，而是保護菁英的私有資產和當今的政權。」而當警察坐擁著政府授權、執法者、法律詮釋者等多元的權力角色，此案例更加諸在白人對於黑人長期的歧視之上，無疑就是一種國家暴力。
當國家暴力成為事實，為何人民就只有和平抗爭的路線？當警察可以隨意拿出橡膠子彈、胡椒水潑向手無寸鐵的人民時，為什麼人民不能燒毀警車、丟擲汽油彈來搗碎權力體制，捍衛自己的生命權益？暴動者被媒體形容成「暴民」，在這次的佛洛伊德案件如此，在香港的抗爭亦如此；有趣的是，中共當局也是用同樣的修辭在形容香港人。
雖然如同法農（Frantz Fanon）主張的，當殖民者透過結構性暴力對付殖民「他者」時，被殖民者就必須相對地使用武裝革命來摧毀殖民政權，來消解殖民主義帶來對人民精神失序的問題，然而他卻未提及暴力革命帶來的效果與後遺症，我在此提出幾個本次美國抗爭暴力策略的問題，及其造成的外部效應。
第一、搶劫與破壞
然而，我在此著重的並非是那些針對大資本商家的偷竊，更不是站在一個「白人」或「中立者」的角度來看待搶劫（真要清算的話，白人不曉得搶奪了多少美洲原住民、黑人的靈魂與土地），而是從運動內部的角度來審視。所以，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解釋抗爭者擄掠少數族裔（如亞裔、拉丁裔）小店家的行為，更甚者，筆者也看到抗爭者破壞無家者的安棲之地，顯現的「弱弱相殘」局面。
如果「無政府主義」在於打垮任何反資本與反威權的體制，那麼為何又拿無產階級來開刀？再者，這個「無政府主義」是否有其內在矛盾？在弭平了一些階級制度後是否又將自己置放在特權位置，重新複製另一套階級？另外，是否有自我消亡的危機？ （相關報導： 各國反省種族歧視黑歷史》拆銅像！英國17世紀奴隸販雕像被推倒丟入河中 群眾跪地壓頸悼念佛洛伊德 ｜ 更多文章 ）
舉例來說，我看到一位黑人女性大聲斥責抗議者：「你們根本就是在破壞這裡的社群！你們毀壞的是住在這裡的人們！這些人住在公共住宅裡，每天需要公車去工作、去醫院，還有那一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就這樣摧毀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於是，這些暴力示威的問題在於不斷激化內部矛盾，以及無法回應體制下的個人生活：體制需要改變，但犧牲的是更弱勢族群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