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衡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西方的影響有多麼深微遠大。兩千多年以來，西方人文思維的脈絡無一不和他的哲學有所呼應，無論是支持者或反對派；美學一門，尤其如此。
以電影為例，已故或現存好萊塢編劇、導演、美術設計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孫；他們念茲在茲的仿真、完整、統一、有機結構，若非完全依從《詩學》揭櫫的法則，也只是換湯不換藥的修正。因此，當某人以好萊塢的標準評論一部好萊塢電影時，此人算是亞里斯多德的半個信徒，既使他這輩子從未讀過《詩學》的隻字片語。說白了，此人就是我們。
亞里斯多德對喜劇的歸納也同樣起了定調的作用。他不欣賞胡鬧刻薄的笑聲，後人追尋他的品味，也跟著偏好典雅、有風度的幽默。喜劇的要旨，他說，在於模擬低等類型的人物，在於呈現比一般狀況糟糕的人們。所謂低等，是就倫理道德的層次而言，然而卻被後人誤以為和社會階級有關。如此經年累月地流衍，專門刻畫次等人類的喜劇只能在文類裡享有次等的地位，遠遠低於悲劇。原本一體兩面的淚水與笑聲，因此截然二分了。
柏拉圖不喜歡「笑」，亞里斯多德則是帶有「但書」地接納「笑」。提倡中庸之道的他認為，適度的娛樂使人身心愉快，但娛樂不是人生的目的，知性的追求才是；玩笑是為了放鬆心情，以便更加積極地從事嚴肅的活動。
他認為，那些幽默搞過頭的人們是粗俗的小丑，他們無所不盡其極地搞笑，為了引人發笑不但忽略了規矩，並且無視於玩笑對象的痛苦。小丑任何人都不放過，包括他自己，盡說些教養人士不願說出的事情，甚至說出連他自己都不願聽聞的話語。相形之下，合宜委婉的玩笑是機智，這種笑話不帶來痛苦，只帶給聽眾愉悅感。有教養的人和粗俗的人，他們開的玩笑是不同的；受過教育的人和目不識丁的人，他們開的玩笑也是不同的。
看來，亞里斯多德對於玩笑的態度很保守，而且帶有階級意識。（顯然後人並非完全誤解他。）而且，所謂「宜」或「不宜」其實很難衡量；很多玩笑和當下情境與歷史脈絡有關，不應光就內容去評論玩笑的品質到底是高雅或低劣。
就我經驗，教授開的玩笑和工友開的玩笑實在差別不大。換言之，耍幽默的功力和滿肚子墨水沒直接關聯。學問，或者學歷，並非通往機智的直達車，也不是進入高尚的門票。有些教授沒什麼幽默感，更多的教授沒創意。有一陣子，台灣流行把「教授」說成「野獸」。這種玩笑多聽幾遍就膩了，然而當它快要被社會淘汰的時候，卻在男性教授之間流傳開來。他們用「野獸」互相調侃並樂在其中，實在是社會奇觀。
儘管亞里斯多德的論調有些漏洞，以下這句話絕對是至理名言：「檢驗嚴肅的唯一法則是幽默，而檢驗幽默的唯一法則是嚴肅，因為經不起開玩笑的嚴肅是可疑的，而經不起嚴肅檢驗的玩笑是虛假的機智。」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