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維權人士曹順利女士去年九月去日內瓦參加國際人權培訓，並預計將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但在北京機場被扣押，隨即被拘留。上個月，曹順利病重，北京警方強行對她實行取保候審，要家人簽字辦理取保的手續。在解放軍309醫院治療一個月後，曹順利去世。曹順利案，不僅暴露可能的監所酷刑，也暴露監所、監獄醫療狀況堪憂。在大陸愛滋領域工作，我們時常也遇到在押人員病危被強行取保候審或保外就醫的情況，而取保或保外的患者，很多人在出獄後不久病故。
2004年，中國國務院要求各地建立專為愛滋患者的監獄、監區或監室，並在拘留期間即對所有在押人員實施愛滋病毒檢測，而無需得到在押人員的知情同意。在此之前，各地警員執法過程中遇到涉嫌犯案的愛滋患者，常常就簡單放人，不管愛滋患者犯法的活動。
中國羈押場所關押大量愛滋患者，主要是在被關押的藥物成癮人員中發現的。因為注射毒品而感染愛滋病毒，各地也出現過藥物成癮人員用注射針具對抗員警抓捕的情況。
中國法律處罰性交易傳播性病的情況。近年來，大陸各地法院相繼判處了感染愛滋的女性性工作者入獄。
在中原河南省，因為貧困，因為愛滋惡化了家庭貧困，在愛滋流行重災區、重災村，出現了不少和愛滋相關的犯罪活動，常見的有愛滋患者集體參與的敲詐勒索和愛滋討債團。
在集鎮的馬路上，有人騎腳踏車，突然有人撞了過來，但那個人隨即自己躺倒，然後站起來，聲稱騎車人把自己撞倒了，要求賠償，並說自己是愛滋患者，不賠償，就不讓那個人走。雙方糾纏起來，對方要走開，這時周圍上來一些「圍觀者」，裝作來勸架的，但堅持不放那個人走，並勸說那個人花個幾千快，息事寧人。被圍困者常常不得不掏錢解決問題。
過去，商家出現糾紛，往往會找黑道幫助解決問題。自從河南爆發愛滋流行後，各種各樣的愛滋患者討債團應運而生，幫助商家處理經濟糾紛。他們往往受雇于商家，來到有糾紛的其他商家那裡，說自己是愛滋患者，來了一大幫人，在一個對愛滋充滿恐懼的社會裡，商家往往不得不掏錢解決問題。有時，也會出現暴力衝突，商家雇人或找當地政府派員警來對付他們。
河南當地政府往往對上述犯法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當人們上訪或參與維權活動時，政府就會用他們曾經的違法活動來對付，予以拘留甚或監禁。
儘管中國政府要求拘留所或監獄為疾病患者，包括愛滋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但一旦出現病重或病危的情況，監所或監獄就不想承擔醫療的責任，不想擔負在押人員死于監所的名聲或責任，就要求家屬來辦理取保候審或保外就醫手續。
人權是互相關聯的。羈押場所的酷刑和醫療缺乏是對所有在押人員嚴重的人權侵害，我們不僅需要關注維權人士可能遭遇的情況，更要關注普通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特別是可能受到歧視的藥物成癮者、愛滋患者、少數民族遭遇的監所酷刑或醫療缺乏的情況。
＊作者為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中心訪問學人（編按：作者投入中國河南愛滋防治與公衛研究多年，四年前流亡美國，仍持續關心大陸愛滋病人權議題。《風傳媒》特別商請作者以每周一篇，深入解析大陸愛滋病與公衛人權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