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我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

2019-12-29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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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李家驊(見圖)花了近6年時間拍攝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盧逸峰攝)

導演李家驊(見圖)花了近6年時間拍攝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盧逸峰攝)

「我希望這世上沒有殺戮,只有愛與和平」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對著台下座無虛席的觀眾說道,那晚是金馬影展上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映後座談。

2019年金馬影展首次合作司法影展,共播出7部影片,其中唯一台灣影片,便是由導演李家驊執導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台北的兩個場次,都是滿座。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說3位死刑犯的故事,從面臨死刑、等待伏法說到已執行槍決。第1位死刑犯是目前仍在服刑的A,家人每周固定探監兩次;第2位死刑犯陳昱安,因弒父遭判死刑定讞,今年初於台北看守所自縊;最後一位死刑犯則是鄭捷。

死刑必然是一連串悲劇的組合,李家驊卻選擇走近直視,花費6年心力,去說這樣一個一般人寧願選擇忽視的故事⋯

如同片名,這部片的主角其實是死刑犯周遭的家人、辯護律師。李家驊說,這部片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死刑犯是人,死刑犯周遭也都是人,李家驊認為標籤之下所形成的一切,過於簡單,希望能先撕掉標籤,再來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你不把他當成人的時候,所有討論都是假的」。

「我要直球對決」

為什麼我們說「主嫌逃死刑」,卻不說「主嫌遭重判20年」?面對媒體報導死刑的方式,雖然能理解,但李家驊仍相當不滿,認為那是一種直覺方式看待事情,包裹在義憤,甚至是譁眾取寵之下的敘事。

鄭捷父母下跪道歉的片段,那即時新聞上,不斷重播的5秒,在李家驊與剪接師討論之後,決定將完整3分鐘都放進片中,堅持多播放的2分55秒,是一種對於主流媒體詮釋死刑的抗議。

而那些在政論節目上,什麼都懂的名嘴,口沫橫飛談著死刑,鉅細靡遺到彷彿參與了整個死刑過程,但當親口問這些名嘴,「他們只回你聽別人說的」,李家驊氣這些影響多數民意的意見領袖,面對一個人的生死,是如此草率。

20191216-紀錄片導演李家驊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導演李家驊(見圖)對於政論節目上名嘴談論死刑的方式非常不滿。(盧逸峰攝)

所以當確定要拍死刑的片子,李家驊就想好,片中每個人都要是接觸過死刑,讓最接近死刑的人來說,死刑到底是什麼。

李家驊也說,每次與人討論死刑存廢問題,總是被一句「你講的那個是冤案啦」擋住,但在冤案之外,選邊之前,李家驊仍想有討論死刑的空間,也因此本片的3個個案,都刻意避開牽涉冤案的死刑犯,「我覺得我要直球對決」,既然想認真談,就明明白白地談,李家驊保持這樣的心態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李家驊前前後後接觸40至50位受訪者,死刑犯家屬、受害者家屬、律師、也包括政治人物、名嘴,讓這些人卸下心防聊死刑,就只有一招「誠意感動天」,不斷拜訪、不厭地向對方說明採訪動機,不過還是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後來拒絕拍攝。

拉住一條線:哀矜勿喜

拍片拍了20年,雖然拍片就是辛苦,但李家驊坦言,這真的是他拍過最痛苦的一部片,因為苦力活之外,議題之沉重也格外勞心,這部片的剪輯師黃懿齡曾跟他說:「不管片子長成什麼樣子,這個故事永遠是個悲劇。」

李家驊笑說自己是很糟糕的導演,看到能讓人流淚的煽動素材就會眼睛一亮,每次都是剪輯師黃懿齡提醒「哀矜勿喜」,「無論如何我們是在拍與人有關的電影,這些東西放映之後,一定有人會受到影響,很多人都還活著,放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公平嗎?」李家驊轉述剪輯師的話。金馬影展首映之後,某位影評人跑到李家驊面前,稱讚這部片比起他以往作品節制。

拍攝過程始終有一條必須拉住的線,也許就是拍攝這部片最痛苦的地方,採訪過程中,李家驊重複說道,想拍快樂的片,更脫口而出「我想拍神力女超人!」

20191216-紀錄片導演李家驊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李家驊在採訪過程中,不斷說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很痛苦。(盧逸峰攝)

雖然不愉快,但李家驊仍然沒有逃開,「一直覺得不夠,覺得東西還沒講完」,原本預計2017年完成,因為還有想拍但沒拍到的內容,所以一路拍到了今年,目前仍在後製剪輯,也邊等還有想拍攝的對象的回應。至於金馬影展,並不是什麼隆重初登場的設定,純粹是個插曲。

在金馬影展上,李家驊說,當初是想拍攝影像版《殺戮的艱難》(註),但採訪時卻又笑著說自己做不到,雖然是站在廢死立場,但他只有希望,觀眾看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在支持和反對死刑之前,能再多想一下,「這大概也是我的能力極限」。

(註:《殺戮的艱難》一書由作家張娟芬所寫,探討死刑存廢,2010年出版。)

「什麼是殺對人?」

李家驊投入司法議題已超過10個年頭,啟蒙是跟著導演蔡崇隆拍攝冤案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在那之前,他是支持死刑的,「當初就是不懂啊」,李家驊表示,是2008年擔任《島國殺人紀事》副導,接觸到冤案議題,在驚訝「台灣怎麼有這樣的事情」之餘,才開始找資料做功課。

當初是關心冤案,但過程中免不了碰觸死刑,「其實開始做功課,(支持死刑)這件事就動搖了」李家驊說。

李家驊不認為自己是換邊站,而是修正看法,開始思考原則性問題。剛開始,是意識到誤判死刑會「殺錯人」,再進一步疑惑,那什麼是殺對人?

20191216-紀錄片導演李家驊16日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紀錄片導演李家驊投入司法議題的拍攝已超過10個年頭,啟蒙是跟著導演蔡崇隆拍攝冤案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盧逸峰攝)

「其實根本沒有殺對人這件事。」李家驊說,死刑應就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探討,國家理應是為人民服務,國家機器並沒有比較優秀,「當允許國家殺人的時候,你要去想把權力交給誰?」,基於對於制度的不信任,李家驊無法支持死刑。

支持死刑,肯定對死刑有某種想像,可能是給受害者公道、遏止犯罪、也比較不浪費公帑,「但這些想像到底都是站不住腳的」,李家驊解釋,犯錯的人應該受到懲罰,但死刑是不適合的,與其問殺人要不要判死刑,更應該討論的是「殺人應該受到什麼懲罰」。

早記不起來,當初哪個時間點決心要拍死刑紀錄片,反而是一股感覺隱隱在心中,「糟糕,這個東西好像要討論」,便一路推著李家驊拍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影展講座最後,李家驊留下一段話作結:「要判斷我們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不在於我們用什麼態度去面對那些最有錢、受過最好教養、我們最喜歡的人,而是我們用什麼態度去面對最醜、最窮、沒有受過教育、最可惡的人。只有我們平等對待每個生命的狀態,才有資格成為一個進步的、完整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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