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酒店隔壁是家約 150 個房間的老酒店。我們的工作人員便在那裏留宿，但不久便發現它所使用的材料大都高度易燃。一旦發生火災，裏面所有人便會頃刻被燒焦。我們花費了 300 萬美元更換了所有易燃物料，因為我們不能在自家門口留下一個禍根。
與此同時，跟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談判也在進行中，但當時我們並沒有參予談判。美國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Bank）和日本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分別以境外團體參與競標。中國外經貿部於 1981 年或 1982 年，最終選擇了大通銀行作為合作夥伴，共同開發這一個當時中國最大的地產項目。
後來，突然整個項目停了下來。鄧小平當時正在鞏固其權力，中國的上層領導中有一些爭論。舊制度的捍衛者試圖阻止該項目，他們詬病外資參與，認為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個項目過於宏大。
至少過了一年，有一天林楷來找我，並且帶來消息說，內部已經決定重啟國貿中心項目。但他們不想讓一家外資銀行來做合作夥伴，想看看還有誰有興趣投標。林楷的聯絡人認為我建北京香格里拉酒店蠻有誠意。他們問林楷：「你的合作夥伴會有興趣參與這個項目嗎？」我表示有興趣，經貿部便指派羅抱一和馮天順與我洽談。
我之前在盤谷銀行的倫敦支行和紐約支行存了大約 9,000 萬美元的現金，等待有一天我能進入中國大幹一場。我估計，通過資產負債的槓桿計算，我應該能夠操作約 3 億美元的項目。我們以黑馬姿態入標，並勝出了。
國貿中心的談判大約從 1983 年下半年開始。我在北京飯店舊翼年租了一個兩單元的套間。經貿部的三位老幹部每天都來跟我和林楷開會。我們五人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談到晚上七點。如果我某天不幸罹患肺癌，那一定是因為這段談判經歷。我的酒店套間變成了抽煙室，老幹部和林楷整天吞雲吐霧。
1984 年 11 月，我在人民大會堂簽約。整個項目的成本預定為 3 億美元，其中 2 億是貸款。組建公司的實付資本為 1 億美元，我們投入 5 千萬元取得 50% 股權。我記得母親不贊成我投資國貿中心項目，她勸我不要冒進。但好在母親也清楚，她知道這個兒子有很強的主見，明白他有時也會跟她持不同意見。
在中國，所有合約都稱中方為甲方，而我們就是乙方。合約規定，乙方主管規劃、建築和管理，因為中方接受了我們的具備能力的事實。我是與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陳慕華女士簽約的，他們問是否可以讓副部長雷任民任董事長。我同意了。 （相關報導： 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中國加速擴大開放！北京一口氣增設6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背後到底有什麼打算？ ｜ 更多文章 ）
之後，在第一次董事會上，雷先生問是否也可以由他們甲方的人出任執行董事一職。我再次作出讓步。我的邏輯是，既然他們開口，如果我說不，只會製造緊張關係和壓力。一如所有官僚體制，他們肯定內部討論過，並達成了共識。我違背他們的意願，有甚麼好處呢？我是在他們的地面上做項目，而不是反過來在我的地面，所以為了合作順利，我需要得到他們的友誼。於是我讓步、讓步再讓步，同時亦苦幹、苦幹再苦幹，並作出犧牲。我們基本上都是實幹的管理者，不是商業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