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我事後回想，他也許是什麼部門的保防人員，為「馬克斯」三字感到困惑。
那是保密防諜的時代，也是禁書的時代。受查禁的書籍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能在大學流傳，連英譯的馬克思《資本論》，也是鎖在圖書館的一個玻璃櫃裡。馮友蘭在大陸國民黨政府時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在臺灣也成禁書，市面上的翻版書連作者姓名也抹去。有一回，我主編的一本校內學生刊物，只因刊登了一篇美國哲學教授陳榮捷寫的「評馮友蘭的新著《中國哲學史新編》」，把一位刊物顧問孫教授嚇得臉色發白，唯恐麻煩上身。 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靠教會「交換計畫」來校教英文的年輕洋教員，常春藤名校畢業。他居然夾帶了一本當時剛出爐的新書來台，George Kerr 寫的《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奇貨可居，同他混熟的同學可私下向他借閱，但必須保證不能聲張。那時節，讀書仿佛也成了某種詭秘行為。
不要說曾任《自由中國》主筆的台大教授殷海光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是在被禁之列，李敖揭穿國民黨假面具的著作被查抄銷毀，就是與現實政治無涉的書籍，如周憲文寫的《臺灣經濟史》，也須受到審查。周著在論述鄭成功三世治台經略後，他的總結:第四章「時代的悲劇」，竟然全部刪除，還附上一個小括弧說，全文凡4000字，經略。是因為他評論在台的鄭家三代，觸動了警總人員的敏感神經，（有影射之嫌？）還是另有緣由，不免引人遐想。
事實上，周憲文的書稿早已完成多年，一直擱置。他在序言中提到，臺灣文獻委員會主任林衡道本來願意印行，但因文獻會屬省府機構，有「清規戒律」必須遵守。有些話是必須「點到的」，有些話是必須「避免的」，使用什麼名詞，都有規定。他為免麻煩，決定找私人經營的開明書店印行，結果還是逃不過審查這一關。
頑童歷險記
美國也有禁書問題嗎？廖中和在《腳踏中西：一位自由人的政治文化評論》（2015）一書中指出，如果禁書指的是政府根據法令規定，採取行政手段，強制禁止某種出版物的刊印發行及銷售，並對作者荷出版商課以罪刑，而其認定是以出版物的內容為基準，那麼現今的美國並無所謂禁書。這是因為寬容精神的法制化，思想無罪的原則得以落實。 （相關報導： 歐盟香港報告：銅鑼灣書店事件嚴重威脅「一國兩制」 ｜ 更多文章 ）
不過，他也注意到，美國各州在社區，教會和保守的壓力團體運作下，不時也會弄出一些查禁書刊名單。過去伊利諾州教育局有位主管曾提議，禁止伊州高中生閱讀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因為書中有過多侮辱黑人的字眼。田納西州某社區也有人嚴重抗議當地的青少年夏令營把史坦貝克的名著《人鼠之間》列為必讀作品，理由是這位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反商業」偏見，「愛國心」也有問題。康乃迪克州某鎮曾明令禁止當地高中生閱讀著名專欄作家Mike Royko「清算」芝加哥不倒翁老市長理查·戴利（Richard Daley）的著作《芝城大老闆戴利》，因該書有損警局名譽，並且「粗話連篇，傷風敗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