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惠敏專文  

李怡臨終指定我為他的回憶錄寫篇序文，我一向是個打亂仗的程咬金，不善於正經八百的寫文章。不過老東家既然吩咐，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下這件差事。

在印度獨立之前，曾有英國人向甘地表示，由印度人來治理印度很可能會治理不當。甘地的回答是：「治理不當也是我們的特權。」

二○二○年年初，源自武漢的冠狀病毒肆虐，使港府發佈限聚令，大型抗議行動沉寂下來。港府按照港區國安法設立國安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可指定法官審案，對林鄭來說，無異是權力的加持。民主派挾去年底區議會選舉大勝的聲勢，已開始積極部署他們的35+計劃。立法會的選舉因疫情延後一年舉行，但泛民陣營卻在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舉行民主派初選，分別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中的區議會（二）及衛生服務組別舉辦初選，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決定未來參選立法會議席的人選配置。

香港警務處的新衙門「國安處」，就好像老一輩台灣人記憶中的「警備總部」的回潮。

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現在的中老年人也許還記得1981年的一部電影《赤色份子》（Reds），那是由好萊塢英俊小生華倫．比提（WarrenBeatty）導演的一部大片，片長三小時，是拍攝美國左翼新聞記者里德（JohnReed）的傳奇生涯。

林博文是我的酒友、文友、老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念不清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起八十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