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贏得國民黨總統初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曾以令狐沖自喻，說自己不被黨內人士所喜。但《笑傲江湖》這部小說的隱喻不僅於此。《笑傲江湖》是金庸小說的一大「例外」，第一個例外是沒有歷史背景，第二個例外是最厲害的武功竟是一個邪惡的武功。沒有歷史背景更適合借古諷今，而邪惡的武功居然打贏正派武功，說明了金庸心中的失落。
金庸小說充滿國仇家恨，每部都有歷史背景，與傳統武俠小說風流自在的風格迥異。不過，《笑傲江湖》卻是一個例外，沒有歷史背景。只是，雖然沒有歷史背景，其蘊含的國仇家恨只怕更深。怎麼說呢？這就要談到《笑傲江湖》的第二個例外：邪惡的武功打勝了正派武功。
既然是寫武俠，最上乘的武功都是高潔品格的載體，才配得上「武俠」二字。但在《笑傲江湖》中，卻出現了必須先自宮才能練的葵花寶典。練成葵花寶典的人天下無敵，最後是令狐沖等人以多對一，又使出小手段，才僥倖勝了。邪惡贏過正義，這幾乎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的「自宮」了：原本要謳歌的事物，最後卻變成一個怪物。
武俠小說居然自宮，想必金庸是對某件事失望透頂了。到底是甚麼事呢？據考據，《笑傲江湖》其實是一部政治小說，諷刺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由中共策應的香港六七暴動，而日月神教最早在連載時，原叫做朝陽神教，就是暗指中共的「紅太陽」。由此看來，透過《笑傲江湖》，金庸表達了對當時中共政治的失望與厭憎。
但若僅僅看到對中共的諷刺，恐怕還沒體會金庸的深意。《笑傲江湖》的劇情主軸還環繞著正邪之間的辯證：正派不見得正派，君子也不見得君子，邪教中亦有善人，邪教未必就是邪門。
金庸迷都知道，金庸小說充滿國仇家恨，反映出金庸的中華情懷。處在當前兩岸的對峙中間，香港人金庸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最近香港的反送中示威中，反送中的年輕人闖進立法會後，塗掉牆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還掛上了港英時期的旗幟，懷念殖民時代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不過，若是金庸還在，他會懷念港英時期嗎？從他的中華情懷來看，恐怕是不會。那他會站在中共這邊嗎？
或許是受到中國文化學而優則仕的精神影響，金庸是文化人參與政治的典型。1973年春，金庸曾來台灣與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見面會談。與此同時，中共文革結束後，金庸在1981年與1984年曾兩度赴中國大陸訪問，先後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胡耀邦會談，還是首位獲鄧小平單獨接見的香港人。由此可見，金庸是兩岸政府爭相爭取的代表性人物，與兩岸政界都有淵源。
鄧小平當時曾向金庸表示，期盼他能夠擔任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使者，促進兩岸的統一。對於兩岸分治的現況，金庸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笑傲江湖》裡，為了一統江湖，為了五岳歸一，正邪兩邊都「揮刀自宮」，練成了葵花寶典。如果說金庸對文化大革命很失望，金庸對台灣未必十分滿意。從台灣回去後，他曾為文表示，蔣經國對民生經濟很用心，但台灣的民主法治還沒上軌道。
金庸是左派記者出身，原本對共產黨不願意大加撻伐，首次公開批判中共，是在1962年5月。當時中共實施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嚴重的饑荒，大批大陸人逃難到香港，金庸創辦的《明報》以頭版報導「五百餘偷渡入境者，昨被集體遣返大陸，送行親友臨風涕泣哀聲動地」。明報的處理突出的是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尊嚴與生命的人道主義大原則，既不是傳統左派的階級鬥爭路線，也不是右派的一昧批評中共。此後，《明報》日益奠定了其文人辦報的人道主義精神。
由此來看，儘管金庸的中華情懷，是一個有著人道關懷的強盛中國，但或許他最在意的，卻不是兩岸統一與否，而是兩岸當權者能不能照顧好人民的民生需求？能不能實施民主法治？簡而言之，金庸心中的理想政府，就跟他小說中的「大俠」一樣，需得「不計毀譽，為國為民」。
由此觀察，《笑傲江湖》中反映的失望，恐怕不是只有對中共的失望而已，而是對兩岸在爭奪權力的熱切中，失去了人道主義精神。他心中的國仇家恨，可說正是中國的「自宮」。如果金庸還在，他給兩岸各黨的評分，能夠及格嗎？ （相關報導： 蔡振家觀點：老酒新釀─金庸小說中的戲曲元素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