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同樣不知情的人問我：『楊絳是妳的什麼人？』我會毫不遲疑的說：她是我的 role model─雖然我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永無可能做到她的完美，她的堅強豁達，但她顯示給我一個人、一個女性的典範：在人生不同階段，面對常人難以想像的苦難時的隱忍從容與堅毅睿智，既會用輕盈典雅的文字寫人世百態的劇本、小說、散文，更能用最優美婉約的文筆，舉重若輕地描述生命中最沉重無奈的傷慟。」─李黎
知名作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楊絳老人，5月25日病逝北京，享壽一百零五歲。李黎於2008年冬，於三里河錢楊寓所四訪老人，並述此文收錄於《半生書緣》（印刻文學）。
2008年春天﹐我的母親以九六高齡過世。母親喜歡看書，頭腦始終清晰靈活，只是最後兩三個月已經無法起床了。我把楊絳新出的《走到人生邊上》放在母親床頭，鼓勵她說：「看看人家楊絳，比妳大一歲還能寫書呢！」她卻已無力氣看了。以往母親愛讀楊絳，直誇「這位老太太長我一歲﹐頭腦這麼清楚！」我在母親家中讀《我們仨》，好幾回淚流滿面，母親見了體貼地不多問，我讀完之後母親也捧起來讀了。
母親去世後我更常想到楊絳。上次見她已是五年前，2003年底：那時《我們仨》出書不久，女兒錢瑗、丈夫錢鍾書早已先後去世：她已翻譯出《斐多》，航郵寄贈了我一本。她以餘年「打掃現場」-- 整理錢鍾書先生數量可觀的手稿筆記，「她認為保存手稿﹐最妥善的方法是出版」，傳記《聽楊絳談往事》裡這麼說。保存對一個人的寶貴記憶，最妥善的方法，不也是通過文字留存嗎？
五年前的那次見面之後，我曾幾度去北京卻都沒有找她，只因不想打擾她的生活。我知道她要做的事還很多，絕非閒坐家中盼望小輩來打發時間的老人家。這回十二月赴京前，朋友從台灣捎來時報版的《聽楊絳談往事》，還沒來得及讀就動身了，去到北京怎樣也壓不下想見她的心念，於是打電話託我的老友、也是她熟識的董秀玉女士代稟來意。董女士一直是楊先生在三聯書店出書的編輯，直到退休為止；將近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錢府登門拜訪，就是董秀玉陪我去的。不久就接到董秀玉回電轉告：楊先生說李黎那麼遠回來一趟，明天下午過來吧。真沒想到已閉門謝客的老人家還肯見我，在嚴寒的北京冬日裡，心頭泛起一股暖意。
200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三里河的錢楊寓所又見到了楊絳先生。照中國算法，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她，已經九十八歲了。
多麼巧啊：第一次見她和錢鍾書先生是也是這個時候 -- 1980年12月25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錢鍾書。第二次去就只見到楊絳一人了： 1995年暮春，五月杪，老出版家范用先生與我同去拜訪楊絳。帶著錢鍾書新出的詩集、楊絳手抄的《槐聚詩存》想請他倆簽名。去了才知錢先生已住院大半年了，幾時出院遙不可期。楊絳代錢鍾書簽名蓋章，把錢先生的名字寫在她前面，她一邊蓋章一邊淺笑著輕輕說：「夫在前，妻在後」，令我印象深刻極了。 （相關報導： 李黎專文：早安越南 ｜ 更多文章 ）
這次我在北京四度訪楊絳，正是錢鍾書逝世十週年之後不久 。還是這同一間屋子：他們是1977年初搬進這間三樓上的公寓式單元的，三臥房一客室，三十多年了，地上還是沒有鋪地板，依然如傳記裡描述的「素粉牆、水泥地、老傢具」。多年來兩位國寶級的學者維持著簡樸的生活，用今天北京高級知識份子的標準簡直稱得上「清貧」：他們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版稅收入，全都捐給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好讀書獎學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