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行旅客、「雙非」孕婦到新移民，中港矛盾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識。香港政治觀察家認為，本土派的崛起，代表香港社會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青人──對香港及前途的憂慮。無論是否贊同本土派的想法，他們已成為香港政治的一股新力量，不論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泛民主派，都不能再忽視。
2011年，嶺南大學學者陳雲撰寫的《香港城邦論》，提倡中港區隔，建立自治城邦，之後再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台灣、澳門締結華夏邦聯。
三年後，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媒體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一書，指香港人已成為一個民族，有權自決。
前幾年，香港本土主義、甚至港獨，被認為是社會的邊緣聲音。不過2014年「雨傘運動」完結後，本土思潮卻更加高唱入雲。
最令人詫異的是，在年初二旺角衝突扮演重要角色的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其候選人梁天琦在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一舉取得六萬多票。磚頭橫飛的旺角衝突非但沒有影響「本民前」的選情，更幫了在之前沒沒無聞的梁天琦一把。
就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都在預算案中多次提及本土。種種跡象顯示，本土主義正逐步進入香港的公共視野，甚至社會主流。
本土派：香港被「赤化」
梁天琦認為，香港被「赤化」，即是北京正侵蝕香港的價值及制度在本土派團體的眼中，北京正侵蝕香港的價值及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
梁天琦說：「每一個地方的政府都應該優先照顧當地的公民的利益、權益，但問題是香港面對的情況是全面赤化……面對這樣嚴峻的情況，所以我們才更加要高舉本土主義。」
本土派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已成為空談，特首沒有為港人爭取利益，而北京的無形之手影響著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毫無寸進，更影響香港的固有制度，包括三權分立、新聞自由、學術自由等等。
經濟方面，本土派指，香港過份依賴中國大陸。「青年新政」的鄺葆賢說：「我們本來是面向國際的，但我們現在只想著，有一個市場很大，我們只顧著這個市場就行了。但這個市場會令你本身的市場變得扭曲。」
鄺葆賢以中港合拍片為例，香港電影工作者為了顧全中國大陸市場，但這些合拍片已不能引起香港本地觀眾的共鳴。
另一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領袖黃洋達，更不諱言香港仍然「處於一個殖民地狀態」。他舉例指，香港政府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以普通話教導中文（普教中）、以簡體字代替繁體字（本土派稱正體字）等，正正是「文化入侵」。
黃洋達說：「這個情況，如西藏、新疆一直發生的事情一樣，利用行政措施，令本土居民的下一代無法接觸自己的傳統文化。」
北京和香港建制如何看？
在本土派團體的眼中，北京正侵蝕香港的價值及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在旺角衝突後，輿論大為震驚，而外交部將旺角衝突定性為「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劃的行動。另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形容旺角衝突是「暴亂」，並譴責「激進分離勢力」。
北京也曾放軟對激進勢力的口徑。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在三月中接受《南華早報》的獨家專訪，就提到只有少數人受分離主義及港獨思潮影響，而且他們的想法被「放大」。
不過，香港政治情勢變化急速，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在三月尾成立後，挑動北京的神經，中央政府的焦點也對凖香港獨立的主張。
四月一日，新華網刊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紫荊》雜誌的專訪。
饒戈平形容，港獨是「『一國兩制』實施中的一股『逆流』」，是一種極端分離主義。雖然他明言港獨是極個別人的政治訴求，但破壞力大，而且會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對抗國家主權、違反國家憲法的極端行為」。
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約一周後繼續討論港獨話題。他對記者說，港獨是違反基本法，如果「大範圍」談論港獨，就是「刑事煽動罪的涵義」。
本土派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乘勢而起幾天后，王振民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午餐會說，港獨不會成功。如果有人想達到港獨，將會製造很多矛盾，令社會不穩。而且，言論自由也有限制。
本土主義與港獨不一定對等，而一些香港建制派亦開始搶奪詮釋本土主義的話語權。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周二（5月2日）接受香港NowTV的訪問時便指，不論是民主派或是建制派，都一樣要面對本土議題。 其中一位意圖重新定義本土是民建聯的鐘樹根，他在街頭的廣告標語是「愛本土，不要分離」。他亦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說自己一直是本土派，本土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但不需分離，而分離主義亦都不現實。
主管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將於本月中旬到訪香港，是四年內到訪最高領導人。張德江會否對本土主義、港獨有所評論，將會是焦點。未來幾個月，香港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而中央政府如何看待香港的政治情勢，將會是決定性的影響。
勇武抗爭無底線？
「本民前」認為抗爭無底線，寧為玉碎，不再瓦全本土派認為，香港的情況日益嚴峻──非常時期需以非常手段認對，包括使用武力，年初二的旺角衝突是為一例。
「本民前」的黃台仰說：「對著一個無底線的政權，（我們）不能有底線地對它抗爭。」
「熱血公民」的黃洋達亦有相似看法。「有些人的主張，面對幾大暴力鎮壓都好，你都高舉雙手去逆來順受、打不還手，這是個不理性的決定。當然，在一個日趨激烈的社會環境底下，抗爭行為越走激進是必要發生的趨勢，可以說是無法阻止，解決問題的責任在政府。」
黃洋達續說：「底線這些東西沒需要告訴其他人……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賭博中）底牌是用的，不是揭開它，沒必要做這些厘清。」 當解釋激烈的抗爭手法才有效，本土派經常援引中港政府取消「一簽多行」的決定作為例子。
水貨客是其中一個中港矛盾的源頭，本土派認為只有激烈行動才能引起政府關注不少自由行遊客利用「一簽多行」的簽證，從香港購入日用品過境到中國大陸圖利，邊界地區如北區、元朗受影響最大。當地居民投訴指常被這些「水貨客」（本土派稱「走私客」）的行李箱撞倒，街道擠逼混亂。民生店鋪無法再生存，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行、「水貨客」遊客常光顧的藥房、首飾店等等。
本土派團體在去年多次發動「光復」行動。與一般示威不同，本土派示威者指罵遊客，甚至腳踢行李箱，引起極大爭議。
黃台仰說：「『光復』行動後，令市民見到的是，一定要用過往未用過的方式去抗爭……的而且確逼於無奈，他們才需要這樣做，而當時這樣做，亦有很多人的迴響十分負面。但最後，大家見到要用這種方式才能帶來改變。」
反水貨客示威不乏激烈衝突場面在「光復」行動前，社會不斷有聲音要求政府調整自由行政策，亦有政黨團體採取溫和手段，表達要求調整自由行政策的意見。不過，政府置之不理。
「光復」行動、旺角衝突中，都曾傷及無辜。參與行動的示威者亦面臨檢控，有機會被判監。
不過，黃台仰說：「每一件事的出現原因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大家的重點放在我們的行動上，認為我們的行動會導致仇恨，認為我們的行動會帶來很多代價、很多副作用……我相信構成行動背後的原因，比起我們就算不小心傷及無辜、自己付上代價，都要去做。」
新移民和「殖民」
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移居到香港，主要可循以下途徑：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及申請單程證。
各個本土派組織在訪問及網上曾多次發表言論，指新移民來港爭奪福利資源，甚至是中共殖民的手段。他們口中的新移民，指的是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大陸人。
單程證主要用於家庭團聚，包括夫妻、申請來港照顧父母的內地子女、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等等。單程證的限額為每日150個，自1997年以來，已有約87.9萬名人士透過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
與其他簽證不同，單程證的審批權並不在香港入境處的權限之內。單程證的審批過程透明度低，有意見指，這樣會令香港政府失去人口規劃的能力，及擔心審批過程有可能出現貪污狀況。
香港的非建制派陣營，都要求香港政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不過，泛民與本土派對新移民及家庭團聚有不同的看法。大部份泛民及社運人士認為，家庭團聚是人權。
鄺葆賢認為，香港新移民的數字應該有限制「青年新政」的鄺葆賢說：「我們不是覺得新移民是最大的問題，不是一個都不可以有。但是，你用甚麼理據呢？如果純粹是家庭團聚的話，你是否可以回大陸團聚？」
家庭團聚如何劃界？鄺葆賢說：「我們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如果你來到香港，不能預計居住環境比較擠逼，或不能預計自己要出去找工作的話…… 現在有一個趨勢，很多香港福利手冊在他們的圈子傳閱，如何在香港取得最大的福利。」
根據政府2011年的數據，香港有約17萬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其中約10%領取綜援。全港人口領取綜援的比例，約6.5%。
大部份的新來港人士是已婚女士，她們平均比配偶年輕8歲，所以不少是老夫少妻的配搭。而這些港人老夫，往往是社經地位較差的一群。
舊移民與新移民
當不少人質疑本土派排外，傳媒報導梁天琦並不是香港出生，而他的母親也是來自中國大陸，引發社會議論。
梁天琦否認排外，他說：「不論你是甚麼背景，亦不論你何時來到香港，只要你願意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尊重香港的文化，願意融入和願意維繫香港行之有效的典章、制度，你就是一個香港人。」
香港自開埠以來是移民社會，不過本土派認為現今的新移民跟舊移民有差別。
梁天琦說：「你移民到香港後，你到底堅持自己一向用的語言、文字，還是真的融入當地，使用當地常用的語言文字溝通？我覺得這是核心的分別。」
他認為，新舊移民之分與政策及社會制度有關。「例如電視台，因為你要遷就這一部份的移民，要有普通話新聞、簡體字字幕。就因為要中港融合，所以有普教中，小學生又要開始學殘體字（簡體字）。種種政策，久而久之有一個現象，我移居香港，但其實香港本身已經有語言文字配套去照顧我，我無需融入他們（社會主流）。」
鄺葆賢說：「新移民不是97年後才有的事，但以前新移民會怎樣？他們來港後，會嘗試適應、嘗試在香港生活，做一個香港人。他們會學廣東話……數量上，現在150個（單程證）一日，他們已變成龐大的群組，他們大到不需理會其他人，他們聚在一起已經有足夠的力量。」
本土派的論述，會否對新移民造成刻板印象，甚至煽動仇恨？而作為政治團體，有否責任或原則去減低這些矛盾？
黃洋達說，本土派團體沒有工具化解民間怨氣黃洋達說：「（矛盾）並不完全是本土組織股動出來的，事實上亦在民間存在的聲音。」
「我們其實沒有工具化解這些怨氣，我們一直指出那點就是，工具就在政策層面……我們能夠做的，尤其作為激進團體、壓力團體，給政府壓力去改變政策。所以你問是否利用怨氣去爭取政治能量？我會用另一個講法，我們將這些怨氣變成可以改變施政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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