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處理的，是一件無牌車違停案。後來等著兩名員警的，卻是貪污起訴、停職，以及收入驟減的日子。台北市士林分局兩名警察因未依法處理違停車輛，被依圖利罪起訴，一、二審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圖利犯意，不能排除行政疏失的可能，最終無罪確定。判決寫下無罪，生活卻無法翻頁就重來。
媒體引述辯護律師指出，其中一名員警失眠、罹患憂鬱症，暴瘦二十多公斤。兩人在一審無罪後已先行復職，但重新穿上制服，不代表那些煎熬就此消失。卷宗可以歸檔，當事人還得收拾被打亂的生活。司法程序走完了，留下的代價，卻未必有人接手。
連警察都難擋官威，百無罪之後，偵查庭裡的爭議仍未結束
《鏡報》引述勘驗錄音內容，律師質疑辯方意見未被記入筆錄，承辦檢察官回應「那就不要簽啊」，並稱「我有權力不寫」。當事人要求把話留下來，竟得先與握筆的人爭論誰有權決定。這樣的對話，讓司法改革的漂亮宣示，頓時顯得遙遠。
高檢署曾澄清，錄音沒有另一版本的「筆錄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這項澄清應被尊重，實際有無漏記，也須核對完整錄音與筆錄。然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已規定，受訊問人及在場辯護人請求增刪、變更筆錄，應附記其陳述。法律既然寫明義務，就不能到了偵查庭，才改成辦案者酌情給予的待遇。
無罪判決不當然證明起訴違法，推動評鑑也不等於違失成立。本案兩次無罪判決，恰好讓人看見司法把關的力量。正因如此，更應分清個別責任。司法官的專業、操守與待人分寸並非人人相同；少數人若有失當行為，不能拿其他司法官的認真辦案來抵銷。「個案不能代表全體」，理應是查清個案的理由，怎能反過來成為迴避究責的說詞？
考上司法官，通過的是專業門檻，往後還有權力如何自我節制的考驗。少數司法官若把辯護當成頂撞，把提出異議視為不懂規矩，懂得再多法條，也未必懂得尊重人。訊問的嚴格，應建立在證據與程序上；官威再大，都不能增加一分證據的可信度，更不能減少一分保障當事人的義務。
律師與司改會推動本案評鑑，應促使制度回答具體問題：依法應記的意見有沒有留下？有利情節有沒有受到注意？爭議發生後，主管如何處理？調查應回應爭點，查有違失便依法究責。若每逢爭議都只剩幾句形象宣示，少數人的失當，就會持續侵蝕整個司法的信用，連恪守分際者也得一起承擔。
警政機關也應讓依法應提供的因公涉訟協助及時到位，支持同仁透過程序主張權利。要求基層依法行政，就應支持他們要求司法程序同樣依法進行。團隊精神不能只在要求奉獻時才出現，等到有人捲入訴訟，便只剩一句自行保重。
司法改革的成績，終究要在一間偵查庭、一份筆錄，以及辦案者如何對待眼前的人之間驗收。少數不適任者若無法被有效辨識與處理，人民就得繼續拿自己的人生，承擔制度失靈的代價。司法的威信需要每一位認真辦案的人累積，更需要制度有勇氣追究少數人的失職。袍服可以賦予職務上的莊嚴，不能替個人的官威提供庇護 ! （相關報導： 楊岡儒觀點：檢察官吸毒、檢察長欲跪拜趣聞？及再評陳建國冤案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