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泰司是香港日語報及日經商務電子版記者，常駐於上海。他發現支撐上海人生活的，是廣大的農民工（泛指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民），許多是來自安徽的農民。上海居民貶低安徽人，存有階級差異和歧視的偏見。認為安徽是盛產壞人的地方，三國志裡的曹操，以及現代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李克強、江澤民的爺爺都是安徽人，壞人才有本事成共產黨大業。因此，引發山田泰司前往安徽了解的興趣，探究農民工的處境。
他寫了《不存在的三億人》，敘說漂流、貧困難以翻身的中國農民工的掙扎悲歌。在農村，貧困的農民如果務農只能顧三餐，滿65歲才能月領年金人民幣60元（約台幣280元）。沒錢讓孩子受教育，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毛澤東時代為了確保糧食充足，嚴格管制農民移居到都市。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製造業和建築業需要許多勞動力，才准許農民到都市打工，成為農民工湧進都市的人流。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成就中國大陸招商引資的優勢，生產廉價商品是企業發展的競爭力。他們是城市受雇者中工作條件最差、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貧困群體。
很多家庭有一人或兩人前往上海或北京當農民工賺錢，孩子成了「留守兒童」，村莊只剩下老人、女人和孩子。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23年，中國農民工總數2億9,753萬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3.1歲，50歲以上農民工占30.6%。根據中國全國婦女聯合會2013年統計，留守兒童約為6,102萬人，約占全國兒童比例2成，即平均5個中國兒童中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由於與父母的分開而失去必要的行為學習和觀念的塑造，缺少父母的關注與呵護，導致留守兒童出現孤僻內向、情緒消極、自覺性差、膽小怕事等心理缺陷。
制度上的歧視
農民工的身份地位，介乎於「農民」和「工人」兩種「職業」身份，和兩種「階級」身份的中間。其「公民」身份在城市裡不被完整的確認，「憲法」及其他「法律」賦於公民的相關權利、公共服務和福利，在農民工身上卻得不到保障。畸形的戶籍與土地制度下，農民工無法享受和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與保障，難被城市接納，淪為國家二等公民。不能落籍，無社會保險不能享有教育和醫療照顧，如同出賣勞力的奴隸。
2023年統計六大行業，農民工的月均收入雖提升，最廣大的製造業農民工月均收入人民幣4,780元（約新台幣2萬1千元）。仍難支應都市生活費用、養家活口，孩子的教育更是一大筆開銷。山田先生在書上描述，留守兒童有機會受教育的吳皋能成為技術員、陳善成為大學建築系學生、磊磊成為吹笛演奏者，都是家長拼命賺錢擠出學費栽培他們上學的成就，在貧困農村屬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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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對不平等的焦慮正在加劇。特權家庭的子女不僅繼承財富，還繼承了有聲望的工作和強大的關係網絡。中國流行語「拼爹」， 是指一個對裙帶關係的尖刻說法，意思是「靠父親來競爭」，在台灣常被稱為「靠爸族」。出身農民工家庭的孩子只看到老爸拼命工作的「爹拚」，哪有「拼爹」成功的機會？另一個流行語是「縣城婆羅門」，諷刺那些通過壟斷關係和工作獲得地位的小鎮精英。
《紅色賭盤》作者是擠身中國年輕富豪之列的沈棟，他與妻子段偉紅，搭上溫家寶妻子張培莉的關係，得以進入中共高層的社交圈子，近距離地目睹共產黨紅色家族不為人知的豪奢生活。在中國只要有關係，就可修改規則，各主管部委皆有意識地留許多灰色條款，為特權、黨高官子女們預留好處，方便他們斂財獲取暴富。
2014年上海統計，上海總計2,400萬人，有上海戶籍的僅約1,400萬人，一年間增加85%，外來人口迅速達半。被埋怨他們促使上海道德低落，食安事件頻發，地溝油、以狐狸肉老鼠肉替代的假羊肉、病死豬肉、上海幸福食品事件（將過期雞肉賣到麥當勞、肯德基等速食店），引爆民眾恐慌。
政府強力「掃蕩違章建築」，目的是要把農民工趕出上海。因為上海已人滿為患，沒有餘力養農民工，試圖趕他們回家鄉。完全忘了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都是靠農民工勞力建設的。中國產業工人連續兩年作為一個群體，入選美國《時代》年度人物。被稱為「世界經濟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中國農民工佔城市產業用工量六成以上，成果輝煌。
2015年上海房價狂飆，薪資卻倒退到前一年的一半，政府沒有救濟或扶貧措施，反而強力打壓。當他們失去工作和住處，就淪為被驅逐出境的命運。例如以收廢棄物為業的鄭凱因為生活無以為繼，改賣水果，立即被新增的店家競爭而無法經營。改作清潔工、警衛，薪資僅3分之2或2分之1。離開上海後不久，因生活無著又潛回上海，重蹈覆轍仍無法謀生。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和習近平的「中國夢」標語，農民工仍死抱此夢盼望接下來輪到自己「富起來」。如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台商外資紛紛逃走，工資停滯不前，工作崗位逐漸消失，社會向上流動的希望正在破滅，中國夢已經遙不可及。鄭凱還是一樣抱著「明天會輪到我」的夢，支持著他活下去。政治標語的魔力真是有效而可怕。
2025年，頻傳農民工威脅跳樓討薪的消息，走投無路以死相博，他們絕望吶喊被官方視為極端手段「非法討薪」，擾亂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農民工不僅未能分享經濟成果，反而陷入難以謀生的窘境，在城市邊緣苦苦掙扎，成為中共高官口中的「低端人口」，是「不存在的三億人口」，國家制定社福政策時往往遺忘他們。威權統治下的貧民，在高壓政策下無力反抗，難以改善自身的生活。
1950年，台灣也有「農民工」。政府為了發展加工業，採用「福利保障」為誘因，實施「勞工保險」，給予傷病、殘廢、生育、死亡與老年退休等給付，是最早的保險制度，1958年再增加公務人員保險。之後又有農保和全民健保的實施，以及社會安全網的建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教育、醫療等基本人權，比中國更高明的政策。也是台灣比平歐洲福利國的社會制度，展現民主治理的成功。
中國沒有選舉，也沒有民意壓力，雖稱為共產國家，但並未特別關照貧窮的勞工，若不加入「民主」要素，中國實難解決貧窮問題。北歐的轉型，社會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使人民生活在幸福、互惠的均富國家，令人欣羨嚮往。人民心悅誠服維護福利體制，無須倚賴強迫性的「民族團結法」；以監控威逼與跨國執法懲罰對黨對國家政策的批評者，讓人民生活於恐懼不自由的境地，違背現代國家良治的標準。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而非剝奪安全感與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