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9日，前白宮防疫顧問福奇（Anthony Fauci）出席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由長年追查他的共和黨參議員保羅（Rand Paul）主持，原本是要就新冠疫情起源與政府決策問責，逐一提問。福奇在開場聲明裡表示，出於對國會的尊重，他過去38年間配合國會作證或簡報超過200次，但這一次在律師建議下，他決定不回答任何問題。整場將近三小時的聽證會裡，福奇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自證己罪，總計111次。福奇的態度引起批評者的憤怒。保羅準備星期四參議院投票，指控福奇「藐視法庭」。事情還迅速從國會延伸到了州層級。多個州宣佈要對福奇展開調查。
第一，聯邦赦免是否有效。
2025年1月19日，拜登在卸任前幾小時，給予福奇一份「完整且無條件」的預防性赦免，涵蓋他自2014年1月1日起、以NIAID主任、白宮COVID應對小組成員、及總醫療顧問身分，可能觸犯的「任何」聯邦罪行。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赦免方式——赦免對象甚至還沒有被正式調查、更談不上被指控任何具體罪名。拜登的聲明將此定調為保護福奇免於「政治動機的迫害」。福奇當時公開表示感謝，並強調「我沒有犯任何罪，也沒有任何合理根據可以指控或調查我」。
然而，這份赦免的範圍只涵蓋2025年1月19日之前、且屬於聯邦層級的罪行。這個範圍是明確的，赦免的相關風險在於另一條戰線，赦免本身有沒有法律效力，即「自動筆爭議」。
2025年3月，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宣稱，拜登卸任前對「一六委員會」（調查國會山暴動）成員等人的赦免，是用自動筆（一種機械簽名裝置）簽署的，因此「即刻宣告無效、失效、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這個說法後來延伸到福奇身上。特朗普政府任命的司法部赦免事務律師Ed Martin，在2025年10月的一封郵件裡表示，他的辦公室「無法在進一步調查與事實認定之前，支持像福奇、Adam Schiff、Mark Milley這些人的自動筆赦免的有效性」。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在2025年10月的最終報告裡，也主張這些自動筆簽署的赦免「無效」。
但這個說法遭到相當一致的法律共識的反駁：憲法從未要求總統必須親手簽署赦免令。多位法律學者指出，1929年司法部法律顧問室、以及2005年小布希政府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備忘錄，都已明確指出，總統簽署文件（包括赦免令）不需要親筆簽名，使用機械裝置簽名是合法的。因此，即使真的是用自動筆簽的，法律上也不構成問題，因為總統簽署的關鍵，是這份文件是否代表總統本人的決定和授權，不是筆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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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赦免一旦完成送達與接受，就不能被撤銷——這個原則，可以從1869年的In re De Puy案理解：卸任總統約翰遜在離任前一天簽發的赦免令，因為還沒送達到當事人手上，被新任總統格蘭特下令撤回，法院判定這個撤回有效，理由正是「尚未送達」。這個判決反過來印證了一個原則：一旦送達並被接受，赦免就不能再被撤銷。福奇的情況，剛好落在「已經送達且已被接受」的那一邊——他在2025年1月19日，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感謝並接受了這份赦免，這意味著，即使套用De Puy案的邏輯，福奇的赦免，也已經超過了唯一可能被撤銷的那個窗口期。
所以，「自動筆讓赦免無效」這個說法，雖然在政治上持續被拿出來炒作，但在法律上，幾乎找不到支持它的依據。它更接近一種政治施壓的話術，而不是一個真正可能推翻赦免的法律路徑。
第二，藐視國會？福奇有沒有在聽證會上使用第五修正案的權利？
第五修正案保護的核心，是「不能強迫自證其罪」，這是美國法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然而，有人質疑，既然福奇已獲得一份涵蓋2014年以來所有可能聯邦罪行的「預防性全面赦免」，為什麼還需要主張「拒絕自證己罪」？
比如，保羅就認為福奇根本無權引用第五修正案，因為福奇已經被赦免了。這是他推動國會投票指控「藐視國會」的基礎。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在聽證會上質疑：「你根本沒有第五修正案的權利，因為你已經被赦免了，你自己心裡清楚。」總之，批評者認為，赦免已經排除了自證己罪的風險，他沒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
當然，即便在共和黨中，也不是沒有反對聲音。比如同一場聽證會裡，共和黨參議員Lankford就說：「基於他在州罪、或任何未來罪行上仍受到的保護，他確實擁有第五修正案的權利，這跟起源說本身是不同的問題。」
首先，這裡的問題從來不是「福奇有沒有被赦免」，而是「他現在說的話，有沒有可能被用來讓他入罪」。正如福奇所言，保羅多年來多次公開呼籲要把他關進監獄，這場聽證會的目的，是要引他說出任何可能被用來重新起訴他的話，而不是真正的國會監督。
其次，三個州檢察長，在聽證會前後幾乎同一時間，公開宣布展開調查，目的就是要看福奇「有沒有觸犯州法」——路易斯安那州檢察長Murrill甚至直接說「福奇說謊了」，並表示要調查他是否觸犯「可以在我們州法院被追訴的其他罪行」。這幾位檢察長的行動，等於是在公開宣告：福奇現在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拿來，作為州層級起訴的證據。
這正是第五修正案設計要處理的情境。福奇的律師不需要證明「州檢察官一定會起訴」，只需要證明「州層級的入罪風險，是真實存在、不是憑空想像的」——而三位檢察長親自公開宣布調查，已經是能想像到最強的證明。共和黨州檢察長們一邊高調宣布要調查福奇有沒有犯罪，共和黨人一邊又指責他援引第五修正案是「沒有道理」，這兩件事本身互相矛盾。如果州層級真的完全沒有入罪風險，那些調查根本沒有意義；但如果調查是真的、是認真的，那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就恰恰是對的做法，不是「逃避」。
如果從福奇的處境往回看，這整套安排，反而顯得相當諷刺：拜登的聯邦赦免，原本的目的是保護福奇免於「政治動機的迫害」；但正是因為聯邦這條路被堵死了，批評者才轉向州層級，而州層級的調查，恰恰是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最堅實的正當理由。批評者為了繞過赦免而發動的州調查，客觀上，反而幫福奇把第五修正案的援引，變得更加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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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主持的委員會，之所以能推動「藐視國會」的表決，法律上的立足點，來自保羅自己在聽證會現場宣布「第五修正案不適用，因為赦免」，命令福奇回答，福奇仍拒絕——保羅把這個拒絕，定性為「妨礙國會調查」。
然而，這個裁定成立的前提只有一個：福奇的第五修正案主張是無理的。但以上已經證明，福奇面對的入罪風險，從來不只是「聯邦、赦免前」這一種，還包括三個州正在認真進行的調查，以及因為這次回答問題而面對的風險，兩者都不受赦免保護，第五修正案的援引，完全適用。因此，「第五修正案不適用」這個現場裁定，本身就是錯的。而「藐視國會」這個指控，是直接建立在這個錯誤裁定上的。如果一個人有正當的憲法權利保持沉默，他行使這個權利就不可能構成「妨礙調查」。
即使委員會投票通過，這份決議送到參議院全院，很可能面臨民主黨的阻撓議事；就算闯过這一關，轉交司法部後，聯邦檢察官還要決定是否提交大陪審團，而大陪審團要審查的關鍵問題，很可能就是「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到底有沒有道理」——根據前面的分析，答案很可能是「有道理」，這樣一來，整條藐視國會的路徑，會在法律鏈條最初的那個環節，就直接斷掉。目前看來，這場表決，很可能是政治效果遠大於法律效果的一次操作。
第三，州層級的「偽證罪」指控能否站得住腳。
聽證會之後，佛羅里達州檢察長Uthmeier率先宣布調查福奇；路易斯安那州檢察長Liz Murrill、阿拉巴馬州也隨後跟進。他們都指控福奇在病毒起源、戴口罩必要性、封鎖和關閉學校必要性等市場上說謊。其法律依據是「聯邦赦免不適用於州罪」。目前三個州都停留在「展開調查」階段。
總統的赦免權，憲法上只及於「危害美國的罪行」，確實不能赦免州法下的罪行。然而，各州最終能不能真的把福奇送上法庭，關鍵有兩個。
最有可能落入州管轄權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指控。2022年11月23日，福奇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NIH大樓裡，接受了長達7至8小時的宣誓作證（deposition），由路易斯安那州檢察長蘭德里（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與密蘇里州檢察長施密特提問，作為聯邦訴訟案「密蘇里州等 v. 拜登等」（案號1:20-cv-03297）的一部分，指控拜登政府與社交媒體公司合謀審查言論。
然而，這場deposition的發生地是馬里蘭，不是路易斯安那或密蘇里；案件本身是一起聯邦訴訟；宣誓程序依循的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這場作證跟路易斯安那、密蘇里這兩個州的連結，主要在於「原告是這兩個州的官員」，而不在於程序本身發生在這兩個州的司法管轄範圍內。這意味著，福奇在這場作證裡，即便構成偽證，管轄權依然屬於聯邦司法部，而不是路易斯安那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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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佛羅里達和阿拉巴馬宣布調查福奇的依據，目前看不出任何具體的事實連結。佛羅里達檢察長Uthmeier公開的說法，是福奇「對國會缺乏誠實」、以及他過去在口罩、社交距離、學校關閉等建議上「誤導了很多人，造成傷害、危險和生命損失」——這些都是政策性的不滿，不是任何已知發生在佛羅里達境內的具體行為。佛州州長迪桑特斯（DeSantis）回應時也承認：要在佛州起訴福奇，「需要州檢察長或地方檢察官提告，而且必須確立違反州法，以及對被告有個人管轄權」。而福奇本人並不住在佛羅里達，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在佛羅里達境內做過什麼具體行為。即使佛州真的起訴，福奇的律師也可以主張把案件「移審」到聯邦法院，一旦移審成功，聯邦赦免立刻就能終止這場官司。
至於阿拉巴馬的情況更單薄，公開報導只提到「阿拉巴馬也宣布調查」，沒有任何具體事實依據被提出來。
偽證罪（18 U.S.C. § 1621）成立的核心要件，是一個人在宣誓後，故意做出他明知是虛假的陳述。這裡的關鍵字是「宣誓」——沒有宣誓，就沒有偽證罪可言，不管內容多麼離譜、多麼被事後證明是錯的。
這個區分直接篩掉了福奇被指控「說謊」的絕大多數場合。白宮記者會、CNN、CBS、《國家地理》的訪談、社交媒體發言——這些場合，福奇都沒有宣誓。不管他在這些場合說的話，事後被日記或新證據證明有多麼誇大、多麼前後矛盾，法律上都不構成偽證罪。如果「說謊就能構成偽證罪」，特朗普早就該被起訴無數次了；但法律不是這樣運作的。
真正落入偽證罪射程範圍的，只有福奇在宣誓下的作證。比如2021、2022、2024年，他在國會聽證會或正式書面證詞裡，關於學校關閉、口罩指引、實驗室起源等議題的具體陳述。但這些場合都在拜登那份聯邦赦免的涵蓋範圍內。至於這場2026年7月29日、唯一沒有被赦免覆蓋的新聽證會，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所以這場聽證會本身不可能成為偽證罪的證據來源：福奇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新的宣誓陳述」可以被拿來檢驗真假。
至於上面提到的宣誓作證（deposition），確實在宣誓下作證。但偽證罪要成立，檢方還必須同時證明兩件事：這句話是假的，而且被告在說這句話的當下就已經知道這是假的。這個「明知」的要件，是整套偽證罪裡最難跨過的門檻。法律學者普遍指出，偽證罪起訴的成功率遠低於一般刑事案件——多數偽證指控，最終都卡在「無法證明被告當時的主觀認知」這一步，而不是卡在「這句話後來被證明是假的」這一步。這個原則套在福奇身上，意味著檢方要成立偽證罪，門檻遠比「證明他的證詞跟日記內容不一致」要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