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舉行的日本眾議院議員（國會議員）選舉，以高市首相率領的自由民主黨大獲全勝告終。自民黨取得遠超過半數的席次，眾多在野黨及無黨籍重量級議員紛紛落選。然而，無黨籍的緒方林太郎則以51.93%的高得票率壓倒性勝出，成功連任，第五度當選眾議院議員。
緒方林太郎出身於日本外務省，對外交事務具有深厚的專業背景。身為無黨籍議員，以相對中立的立場，他如何看待當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日本社會至今仍持續熱議「台灣有事」，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也不斷升高的背景下，我們請他談談對日中關係與日台關係的看法。（專訪：早田健文）
日本眾議院議員 緒方林太郎
1973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北九州市。就讀東京大學法學部期間，以當時最年輕紀錄通過外交官考試。1994年進入日本外務省，曾任中東非洲局、國際法局條約課等單位課長補佐。2005年離開外務省。2009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眾議院議員（福岡縣第9選區）並首次當選，其後曾兩度落選。2021年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眾議院議員並成功當選，2024年及2026年再度以無黨籍身分連續當選，目前為第五屆眾議院議員。現於國會參加眾議院會派「有志之會」（有志の会）。
Q：日本對台灣的認識是否過於偏頗？日本社會大量傳遞的是執政的民進黨及台獨勢力的觀點，卻很少介紹台灣其他不同的聲音，因此無法看見台灣的全貌？
A：日本所謂的「親台派」，說到底，和親西藏、親內蒙古、親維吾爾的人，幾乎重疊。很多時候，他們的立場只是「反中」「厭中」情緒所產生的反射性結果。我對這種思維方式始終抱有一些疑問。
我對台灣抱持親近感來與台灣交往。但是，我早已決定，絕對不會因為「反中」「厭中」的反射作用而親近台灣。因為討厭中國，所以就必須和與中國對立的台灣交好，我認為這樣的態度對台灣是一種失禮。事實上，台灣也有不少人察覺到日本存在這種心理。
台灣對日本抱有親近感，這是事實。然而，考量到台灣這個地區，以及「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政府之間的正式往來確實受到限制。因此，無論是透過國會交流，還是其他任何非政府形式的互動，維持彼此的關係都非常重要。對此，我完全認同。不過，我有時也會覺得，這種關係之中存在著一些並不健康的成分。
坦白說，台灣有優點，也有缺點。我一直希望能夠以客觀、平衡的眼光看待台灣，建立良好的交流關係。然而，越是在反中國情緒高漲的時候，大家就越是一面倒地支持台灣。換句話說，台灣被視為中國問題的函數，其價值是依附於與中國的對立關係而存在。我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Q：在上一次眾議院選舉期間，您曾表示「如果台灣與中國是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實現統一，那也未嘗不可。但絕對不能訴諸武力」。在如今日本「反中」「厭中」氛圍濃厚的情況下，您為何敢在選舉期間作出這樣的發言？
A：現在，日本社會對於和平的重視程度非常高。我自己也一直抱持著「絕不能發動戰爭」的強烈信念。而且，我原本就是外務省的外交官出身。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與台灣在雙方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以和平方式完成統一，那並不是日本應該介入的問題，而是屬於內政事項。但是，如果不是以和平方式解決，那就不行。不能把訴諸武力也一概視為內政事項。
其實，這並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說法，而是當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中日復交）時，大平正芳外務大臣在國會答詢中所提出的立場。也就是說，「原則上屬於內政事項」。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原則上」這句話。這是前人的智慧。我也了解當年參與談判的外務官僚在交涉過程中的來龍去脈。
近來讓我擔心的是，越來越多日本國會議員既沒有學習，也不了解這段歷史背景。這一點令我十分在意。
反過來說，每當我和負責日本事務的中國外交官交流時，他們的功課都做得非常扎實。當然，曾擔任過外務大臣的人或許另當別論，但日本許多國會議員，我不知道該說是膽怯還是什麼，他們總是站在遠處批評中國、指責中國。然而，如果真要他們與中國外交官或政治人物面對面深入辯論時，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積累，我對此相當懷疑。
例如，在中國與台灣關係中，有一個經常被提及、卻又十分曖昧的「九二共識」。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它？它真正代表什麼？這些都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然而，許多自稱關心中國或台灣事務的人，實際上並不了解這些內容。表面上看似關心，但只要深入交談，就會發現其實知道得並不多，這樣的人相當多。
我一直都明確地向中國外交官表示：如果動用軍事手段，就不能再以「內政事項」為理由加以主張。 今後我也會繼續向中方清楚地表達這一立場。我不會改變自己的立場，不會在國內說一些迎合輿論、好聽的話，對國外又說另一套較為強硬的話。我希望自己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能始終如一地傳達相同的信息。
Q：當您向中國外交官表達這些看法時，他們通常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A：他們通常會表示，分裂勢力、台獨勢力的活動，是他們絕對無法接受的。他們也希望能夠實現和平統一，但由於分裂、獨立勢力的活動日益激烈，因此他們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加以阻止。大致上，他們多半都是這樣回答。
如果是和平統一，那是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事，日本沒有必要介入。但是，如果不是透過和平方式，就不能再以「內政事項」作為理由。我認為，這個日本的立場、邏輯上非常周延的。面對這樣的主張，中方其實很難反駁。如果有人這樣對他們說，他們也很難回應說「不管怎樣，我們就是一定要透過武力完成統一」。
因此，我深深覺得，日本的前輩們確實非常了不起。而且，這套邏輯其實應該由日本所有國會議員以同一口徑共同對外表達。我相信，這樣的立場，台灣方面來說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同時也不會被視為是在煽動分裂或支持台灣獨立。然而，現實情況是，有些日本國會議員前往台灣，公開支持台灣獨立。一些人總是發表相當激烈、氣勢十足的言論。我不禁會想，這樣做真的沒有問題嗎？
這個問題的解決沒有那麼簡單。它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困難的課題之一。
Q：中國方面始終主張，絕不接受分裂、獨立勢力的活動。那麼，「分裂獨立」究竟指的是什麼？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A：「中華民國」這個表述，和「台灣」又帶有不同的意涵。我感受到，台灣人對於「台灣」與「中華民國」這兩個詞的使用，其實區分得相當巧妙。至於所謂的「分裂獨立」，我認為，大概是指那些更加強調、主張主權的行動吧。但究竟什麼樣的行動才算是「分裂獨立」，不同的人恐怕會有不同的認定。
我想，現在真正需要追求的，應該是設法維持目前的現狀（status quo），並且以巧妙的方式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事實上，如果問台灣是否真的能夠實現正式獨立，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反過來說，那是否意味著台灣可以完全倒向中國呢？我想也不是。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各自都有不同的立場，但終究這仍然是台灣的內政問題，不可能如此簡單。
兩岸已維持著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將近80年。即使同屬一個民族，在長時間的發展下，思維方式會有所不同，文化也會有所差異，各自的社會自然會形成屬於自己的特色。因此，我認為，讓目前這種狀態長期持續下去，維持現狀，或許才是最好的選擇。
但換個角度來看，北京方面恐怕會認為，現狀若持續下去，既成事實就會愈來愈被固定下來。站在他們的立場來看，如果一直維持現在這種局面，就可能被解讀為分裂、獨立勢力的作為正在一步步取得成果。也就是說，現狀本身愈來愈固化，在北京眼中，很可能意味著分裂、獨立勢力的努力已經發揮效果，台灣正一步步離他們而去。
正因為他們會如此理解，所以只要現在再出現任何看起來更像是推動分裂、獨立的具體行動，北京方面就更容易認為台灣正在離中國越來越遠。如此一來，整個區域的安全保障環境就會變得更加不穩定。
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盡可能維持現有的狀態。這不是在判斷它好或不好，也不是做價值上的評斷，而是冷靜思考，除了維持現狀之外，還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嗎？台灣有存在，中國也有存在。無論未來朝哪一個方向發展，我認為恐怕都很難得到理想的結果。既然如此，就應該盡可能維持現狀。當然，這種主張本身也會有不同意見，但與其不斷提出各種主張、採取各種動作，不如維持克制，避免輕舉妄動。從政治體制的現實來看，我認為除此之外，恐怕沒有更好的道路可走。
Q：透過這樣的做法避免戰爭發生，對日本而言也是最好的選擇？
A：「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句話是否完全正確，我不敢斷言。但我認為，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
現在，大家都開始感受到，在美國總統川普的領導下，美國是否真的會堅定承諾保衛台灣，這件事已經變得愈來愈令人存疑。如果真的發生「台灣有事」，美軍完全不從嘉手納基地或普天間基地出動──至少在川普總統上台之前，幾乎沒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可能性。
假如真的發生「台灣有事」，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及美國協防台灣等整套機制都將正常運作，那麼，中國勢必會首先設法癱瘓嘉手納基地與普天間基地。既然附近就有能夠自由出動兵力的美軍基地，中國絕不可能放任這些基地存在而直接對台灣發動攻擊。因此，這件事不可能說與日本毫無關係。也正因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事情發展到那一步之前，就必須避免局勢演變成那樣的狀況。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不過，我最擔心的，還是習近平主席既然已經如此多次、如此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那麼他很可能會希望在台灣問題上取得某種具體成果。他一直強調「祖國統一」，也反覆表示「一定要實現台灣回歸」。此外，我也十分關注他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Q：在這樣的情勢下，高市首相發表了有關「台灣有事」的言論，使日中關係急遽惡化並延續至今。您對此有何看法？
A：有人認為她是刻意說出那些話，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認為，高市女士當時剛就任首相，情緒難免比較亢奮。而且她至今仍然如此，據說每天清晨很早就起床，把所有國會答辯內容全部逐一確認。我聽說她大概凌晨三點半就開始工作，睡眠時間非常少。因此，我認為，她當時很可能是在精神有些恍惚的情況下說出了那些話。
另外，雖然高市女士擔任過許多內閣職務，但她從未負責過外交或國安工作，就是沒有擔任過外務大臣、防衛大臣或內閣官房長官。只要擔任過這些職務，就會培養出最基本的外交與國安素養，知道哪些話絕對不能說。例如，在談論《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或整個安全保障法制時，絕不能具體點名某一個國家，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無論別人如何反覆追問，都不能回答涉及個別國家或具體情況的問題。即使在國會接受質詢，也有一條不能跨越的界線。在成為首相之前，本來就應該具備這些最基本的知識。我認為，她當時可能還沒有充分具備這方面的素養，再加上清晨工作、睡眠不足，精神有些恍惚。因此，在我看來，高市首相當時有關「台灣有事」的發言，就是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一個不幸副產品。
不過，一旦說出口，就很難再收回。坦白說，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我當時心裡想的是，這話說得太愚蠢了。
舉個例子，1990年代後期，曾有人被詢問「周邊事態」（現在稱為「重要影響事態」）是否包含台灣。當時外務省北美局局長回答，「不超出《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所規定的遠東及其周邊地區範圍」。結果，他因此丟了官。當時被問到「周邊事態」的概念是否涵蓋台灣，他回答說，既然涵蓋整個遠東地區，那麼台灣概念上自然也包括在內。就因為這樣一句話，他就被撤換了。
因此，對像我這樣曾經在外務省工作的人而言，這種發言的嚴重性非常清楚。可以說，無論是誰，只要說出這種話，都足以丟掉職位。在外務省，這幾乎是一種常識，絕對不能點名特定國家，也絕不能說明哪些國家屬於法律適用的對象。
即使是在制定日本安全保障法制時，唯一曾經刻意點名討論的地區，也只有荷莫茲海峽封鎖的情況。正是目前備受爭議的這個問題，當時明確被指出了所指的地區。然而，對於「重要影響事態」或「存立危機事態」，不具體提及任何國家名稱，本來一直都是外交與安保政策上的基本原則。
我認為，高市女士當時是在精神不濟的情況下，不小心把不該說的話說了出來。可是，既然已經說出口，就很難推翻。如果撤回發言，又會衍生新的問題。因為一旦撤回，就等於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日本未來採取相關行動的可能性，因此也不能輕易撤回。原本應該保留一切可能的選項，我認為她卻偏偏做了這種多餘的事。
Ｑ：有沒有辦法化解高市的「台灣有事」發言所造成的風波？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Ａ：如果要問當時是不是完全沒有辦法滅火，我倒覺得，其實是有機會的。事實上，我自己就想過一套針對高市發言的「滅火方案」，就是援引過去日中之間的四份重要文件。
第一份是周恩來與田中角榮簽署的《日中聯合聲明》（1972年9月29日）。第二份是鄧小平與福田赳夫簽署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8月12日簽署）。第三份是江澤民與小淵惠三發表的《日中聯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第四份則是胡錦濤與福田康夫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2008年5月7日）。
其中，對台灣問題著墨最重、措辭也最強硬的，就是江澤民與小淵惠三時期的那份文件，裡面甚至明確出現了「中國只有一個」的表述。
高市女士在國會答詢引發那場風波之後，如果能夠儘快安排國會議員提出事先協調好的質詢，讓高市女士重新確認1998年《日中聯合宣言》的內容，我認為，這本來是可以發揮一定滅火效果的。說到底，只是讓她再次確認日本過去已經作出的表述而已。這樣的話，我想高市女士應該也不至於拒絕，事情或許就能夠順利收場。
1998年那一次，日本是在江澤民強大的壓力下作出了許多表態。尤其是涉及台灣的部分，我覺得措辭已經相當強烈。日本方面當時表示，將繼續遵守日本在《日中聯合聲明》中就台灣問題所表明的立場，並再次表明「中國只有一個」的認知。若能夠在第一時間就讓高市女士重新確認並公開表達這一立場，我認為，中日關係不至於惡化到今天這個地步。當時的危機處理，確實做得不好。
無論如何，日本都無法超越大平外務大臣答詢中所提出的政策底線。大平答詢本身設計得非常周密。至於高市女士，說到底，她對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解不夠深。我認為，她之所以一直沒有被安排出任外務大臣或防衛大臣，正是因為外界始終對她有這方面的疑慮。原本應該具備的知識和素養，她其實並沒有真正掌握。結果，一位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人卻當上了首相，然後在不經意間說出了不該說的話。我不認為她的發言是經過深思熟慮、出於戰略考量而作出的。這就是我的判斷。
Ｑ：您曾在選舉期間指出，高市政府缺乏與中國溝通的管道。這句話能不能進一步說明？
Ａ：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樣？過去中日之間其實一直存在著多層次的溝通管道，包括國會議員之間的交流也是其中之一。大約二十年前，野中廣務先生與當時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先生交情深厚，彼此之間一直保持著溝通。每當發生什麼事情，就會透過這條管道交換意見，再把訊息向上傳遞，最後由雙方在正式層面將事情妥善處理，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運作方式。
後來，這套機制逐漸失靈。我認為，真正具有決定性的轉折點，大概就是民主黨執政時期尖閣列島（釣魚臺）「國有化」事件。當時，中日之間的溝通管道已經變得很狹窄，負責傳話的人選也出了問題。我記得，當時胡錦濤與野田佳彥曾在海參崴會面。野田先生似乎一直認為，中方已經理解日本將尖閣列島「國有化」的做法。然而，當他提起這件事時，胡錦濤卻露出了十分不悅的神情。從那時候開始，雙方的溝通幾乎就完全失效了。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到了安倍晉三執政時期，自民黨內所謂的「保守派」和「對中強硬派」開始崛起。其中，二階俊博先生仍可說是一條重要的溝通管道。然而，漸漸地，只要與中國保持接觸，就會被貼上「媚中派」的標籤。尤其是在二階先生淡出政壇之後，情況變得更加嚴重。
所以，我也把話說得直接一點，那些自稱「對中強硬派」或「保守派」的人，在我看來，不過是一些沒有覺悟、也沒有勇氣去正面面對中國論述的膽小鬼。
中國當然有中國自己的邏輯和論述。我並不是說我們就應該接受它，而是必須有勇氣去正面交鋒。你有你的主張，但我有我的看法。雙方就應該這樣展開辯論、正面論戰。我反而覺得，現在很多人恐怕連進行這種針鋒相對、你來我往的論戰的勇氣都沒有。在我看來，就是如此。
Ｑ：現在的日本政治人物都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
Ａ：這樣當然很輕鬆。就像站在河的這一岸，對著對岸大喊一句「笨蛋！」一樣。站在一個對方的箭絕對射不到的距離罵人，誰都做得到。在我看來，現在所謂的「保守派」或「對中強硬派」，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真正應該做的，是與中國方面展開正面的交鋒。我自己也經常與中國外交官交手，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這一招還真夠犀利，確實抓到了問題的要害」。也會想「原來他們是從這個邏輯切入的」。但是，正因為彼此持續互動、持續交涉，雙方的關係才能慢慢建立起來。
外交圈裡有一句很常見的話，叫做 「Agree to disagree」，意思就是「同意彼此存在分歧」。日本和中國真正能夠完全達成「Agree」（共識）的事情，其實並不多，畢竟雙方本來就有許多不同。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能夠建立多少的「Agree to disagree」。
當然，如果能夠真正達成一致，那是再好不過。但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做不到真正的「Agree」，只能做到「Agree to disagree」。而要做到這一點，雙方首先必須具備可以坦誠對話的關係。尤其是在試圖解決問題時，面對中國，「Agree to disagree」這個概念的重要性，遠比許多人想像得還要高。
要做到這一點，彼此之間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也就是相信對方不會背叛自己。你和我的立場不同，但我們願意尊重彼此的不同。然而，如果連這種「願意尊重彼此差異」的態度都受到懷疑，那麼「Agree to disagree」根本不可能成立。事實上，我認為現在正是這樣的狀態。大家都覺得，和中國不可能真正達成「Agree」，所以乾脆不去努力；至於建立「Agree to disagree」的關係，又太困難，因此也沒有人願意去做。
過去，像野中廣務先生那一代，自民黨內不少政治人物都與中國保持著各種不同層面的往來，也透過不同的人脈與管道，維持著這樣的互動。然而，如今這些管道幾乎都已經變得十分薄弱。現在，即使是在外交層級，雙方之間的溝通也少得可憐。據我聽說，日本駐中國大使如今幾乎見不到中國的重要官員。
這樣的情況，真的令人感到擔憂。回顧歷史，許多戰爭其實都是因為溝通失誤而爆發的。意外事件，加上對對方意圖的誤判，最後一步步升高衝突，演變成戰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最初只是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場危機，等到人們回過神來時，整個歐洲早已陷入全面戰爭。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今天，中日之間的溝通管道如此稀少，本身就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因為雙方都可能誤判彼此的意圖。例如，假設日本海上自衛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海因意外發生接觸，中國國內輿論開始指責日本是「新型軍國主義」，局勢不斷升高，日本方面也隨之強硬回應。如果到了那個時候，雙方卻沒有任何可以讓局勢降溫的機制，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我不禁覺得，難道沒有人感受到這一點嗎？但我自己對此有非常強烈的危機感。
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因為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塞爾維亞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青年普林西普刺殺，最後竟一步步演變成世界大戰。因此，我真正擔心的是，現在許多日本國會議員，是否缺乏一種對歷史的深刻理解，不了解過去的戰爭是如何爆發的，也不了解戰爭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這才是我最憂心的地方。
Ｑ：自民黨過去與中國之間的溝通管道已經日漸萎縮，那麼其他政黨的情況又如何？
Ａ：公明黨有很多工作是在檯面下進行的，因此外界未必看得見。不過，公明黨的國會議員至今多少仍保有一種自豪感，那就是認為中日關係是由他們一步步開拓出來的。雖然這種意識已不像過去那麼強烈，但並沒有完全消失。
當年，在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實現日中國交正常化之前，真正促成契機的人，其實是公明黨的竹入義勝。他率先前往中國，將中方的想法記錄下來，帶回日本。當時，外務省和首相官邸研究後認為有談成的可能。最後，由首相拍板決定，由田中角榮訪中。可以說，真正挖出這口井的人，就是公明黨。
我認為，公明黨無論是在推動國交正常化，還是在國交正常化之後，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多年來累積的人脈仍然存在，對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也依然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不過，我也同時感受到，這種傳承確實正在逐漸淡化。此外，公明黨如今成為在野黨，這或許也是造成影響的因素之一。
至於其他在野黨，包括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參政黨以及Team Mirai（チームみらい）等，我坦白說，真正願意思考如何經營對中關係的現任國會議員，除了少數幾位之外，實在是少之又少。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感受。
Ｑ：在這樣的情況下，您仍試圖建立與中國的溝通管道。那麼，是否還有志同道合的人呢？
Ａ：自民黨內仍然有一些有擔當的人，公明黨裡也同樣有這樣的人。我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跨越黨派。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重要的是在檯面下建立多層次的溝通管道，而不是把所有希望寄託在某一位特定人士身上。與其只有一條粗大的聯繫，不如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建立多元且重疊的人際網絡，這樣才是最理想的狀態。
然而，現在執政的自民黨，以及日本維新會內部，有些人似乎抱持著一種奇怪的英雄主義，認為只要對中國說重話、態度越強硬，就越顯得帥氣。不可否認，這樣的姿態看起來確實很有氣勢。但那些只會喊口號、說狠話的人，一旦真正遇到問題，往往派不上任何用場。
如今，中日關係已經惡化到這種程度，受到影響的人其實非常多，包括經濟界在內，各界都深受其苦。可是，那些平時只會高喊強硬口號的人，真正需要採取行動時卻束手無策。一群連基本溝通都做不到的人，又能解決什麼問題？又能發揮什麼作用？事實證明，他們並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去年，我曾出席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八週年紀念酒會。這並不是因為我喜歡或不喜歡中國人民解放軍，而是因為我認為，無論如何，都應該保留與對方溝通的管道。事前，我曾詢問自衛隊及防衛省制服組官員，大概會有多少人出席。他們告訴我，陸、海、空三個自衛隊都會有「將補」（少將）級軍官出席，大概是統合幕僚監部的部長級人員。既然連「將補」級軍官都會出席，我認為自己去參加也沒有什麼問題，因此便出席了。
然而，這件事卻招來不少所謂「保守派」人士的批評。他們指責我是「媚中派」，說我不僅參加中國大使館的酒會，竟然還出席人民解放軍的酒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今天，網路上仍然有人把我貼上「媚中派」的標籤。可是，想想看，如今中國國內對高市發言反應最激烈的人，或許是習近平，但我認為，同樣反應極為強烈的，恐怕還有中國軍方。中國軍方認為這件事不可接受。
那麼，我倒想反問那些批評我的人，你們有任何管道可以接觸中國軍方嗎？你們能夠直接和中國軍方人士對話嗎？沒有，不是嗎？你們有沒有與中國駐日本武官保持溝通，能夠向他們傳達日本立場的管道？也沒有吧。如果是這樣，那麼，把「與中國保持溝通」等同於「媚中」，我認為這種論調其實相當危險。
然而，如今自民黨等政黨內部，確實瀰漫著這樣的氛圍。因此，除了那些願意頂住這種壓力、堅持與中國保持溝通的人之外，大多數人都刻意避免與中國建立任何接觸。
Ｑ：很多人都害怕被貼上「媚中派」的標籤，但您並不在意。
Ａ：大家其實都害怕被說成是「媚中派」。然而，明明整個政治圈瀰漫著這樣的氛圍，可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卻發揮不了任何作用。我認為，這樣是不行的。
我想到的是「別無他策，惟願世人相信」（明治時代的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的一句話）這句話。意思是，我只希望人們相信，當時除此之外已別無他法。很多人說我是「媚中派」，但我的想法是，與其躲在背後說，不如當著我的面說，直接來向我提出質疑。只要當面提出來，我就會像我剛才所講的那樣，正面回應、逐一反駁。
我從來沒有在討好中國，也不是向中國獻媚。我一直都是該說的話照說。我再說一次，那些沒有和中國直接接觸，只會站在遠處高喊「中國太可惡了」的人，在我看來，不過就是膽小鬼而已。
真正與他們交手之後，雖然我自己的層級還只是國會議員外交，就會發現，中方確實做了很多功課。與他們交流時，我經常感受到，他們的論述具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性。最近，最讓我在意的是，無論是在兩岸關係還是中美關係上，中國似乎都越來越強調一種論述，那就是「我們曾經與你們一起對抗日本，我們應該珍惜這段共同抗戰的歷史遺產」。
在兩岸關係方面，習近平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時，就曾提出過這樣的論述。我想，在中美互動中，大概也有類似的基調。我真正擔心的，就是這套論述背後所蘊含的危險。中國所謂日本是「新型軍國主義」，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
他們試圖把曾經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這段歷史，也納入今天的政治論述之中。
只要真正和他們深入交流，就能理解他們整套論證是如何形成的。現在很多人都說，中國指責日本是「新型軍國主義」，完全是荒謬至極。我也認為這種說法站不住腳。但是，在這種說法的背後，其實有一套完整的邏輯。「在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曾經共同對抗日本，日本是敵國」。我不知道，日本國會裡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意識到，他們的論述其實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邏輯之上。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現在大多數人都把「新型軍國主義」視為一種荒唐的政治標籤。我自己也認為這是一種荒唐的標籤。但是，它的背後確實存在一套邏輯，而那套邏輯並不是一句話就能輕易駁倒的。這些事情，本來就必須透過與對方直接接觸、直接交流，在互動之中慢慢體會、慢慢理解。然而，那些平時只會高喊強硬口號的人，大概根本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在他們眼中，只要一句「荒唐至極」，討論就結束了。
Ｑ：那些批評您是「媚中派」的人，有人願意正面與您公開辯論嗎？
Ａ：如果有人願意來，我非常歡迎，隨時都可以和我辯論。如果有人願意當著我的面說，「你竟然去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八週年酒會，這就是媚中，你這樣做實在不可接受」，那我非常樂意和他當面討論。很多人一直說我是「媚中派」，但我相信，只要真正了解我的立場，就會知道我根本不是所謂的「媚中派」。
如果連和我面對面辯論的勇氣都沒有，又怎麼可能有能力去面對中國方面？連和我這樣面對面交談都做不到，又怎麼可能去應付那些更加棘手、更加難纏的中國外交官？那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都自認具有很強的國家利益意識。即使面對那些難纏的中國外交官，我該說的話還是會直接說。例如，我會明確表示，中國在南海主張的「九段線」，日本絕對不能接受。對方當然也會立刻反駁，主張自己的立場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
現在，中國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法戰」，也就是透過法律進行競爭與較量。他們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希望在國際法的戰場上也能取得優勢。也許是因為我曾在日本外務省國際法局工作，所以我對這件事特別敏感。坦白說，在我看來，如今日本國會裡真正具備足夠國際法素養、能夠與中國在所謂「法戰」中正面交鋒的國會議員，情況幾乎可以用全軍覆沒來形容。幾乎等於零。現在，就是這樣的現實。
Ｑ：在建立與中國的溝通管道方面，目前有什麼進展嗎？
Ａ：坦白說，目前還談不上有什麼成果。整體中日關係的惡化，還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與各式各樣的人接觸，盡可能促進雙方的人員往來與交流。
其實，我反而覺得，中國人對於彼此意見不同這件事，容忍度比日本人更高一些。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可以看得出來。回顧三千年左右的歷史，他們的歷史觀本來就認為，這個世界上本來就存在各種不同的人，也存在各種不同的想法。相較之下，日本人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度反而比較低。這或許和日本長久以來強調「以和為貴」的文化有關。
因此，我認為，中國人對於所謂 「Agree to disagree」其實更能接受。他們比較容易認為人本來就是這樣，各有各的看法。因此，在心理上，他們其實具備一定程度接受「Agree to disagree」的基礎。
當然，雙方討論起來往往會非常激烈。我們並沒有真正達成共識。我們只是對「彼此無法達成共識」這件事本身達成了共識而已。也正因如此，我常常覺得，日本人或許更應該深入理解「Agree to disagree」這種思維方式。
畢竟，要治理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本來就必須面對各種不同的意見與利益。即使在中國的內政當中，直到今天，其實也充滿了許多「Agree to disagree」的情況。能夠要求所有人都完全服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反而是極其罕見的例外。
Ｑ：日本與中國之間，應該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Ａ：鄰居是無法選擇的。兩國在地理位置上是鄰國，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不過，日本很幸運的一點是，並沒有與中國直接接壤。我過去在日本外務省工作時，曾經訪問過許多大陸國家，也曾經從陸路跨越國境。我認為，如果是與中國直接有陸地邊界，那種壓力一定非常巨大。我曾經到過尼泊爾邊境、巴基斯坦邊境、印度邊境、塔吉克邊境、吉爾吉斯邊境附近，那種感受到的壓迫感非常強烈，甚至會讓人感到畏懼。
因此，我認為，日本與中國之間雖然是鄰國，但中間隔著海洋，這其實是一個相對理想的地理位置。中國未來人口會減少，但即使如此，其人口規模仍然是日本的十倍以上。過去我們曾經使用「戰略互惠關係」這個說法，意思就是雙方要好好相處。
不過，在這樣的關係之中，有一點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那就是所謂「太平洋美中二分論」。十多年前，曾經一度出現過這樣的構想，也就是美中兩國共同劃分太平洋勢力範圍。我對此一直非常擔憂。
過去，習近平曾向歐巴馬提出過類似「太平洋美中二分論」的想法，但當時並未成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十多年後，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開始出現想要減少介入的傾向。如此一來，就可能形成一種論述：美洲大陸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而太平洋另一側則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如果演變成那樣的局面，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沒有中國意向的情況下，甚至無法維持自身的政治制度。我認為，絕不能讓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此，包括在東亞安全保障架構中繼續確保美國的參與與承諾，都是日本必須努力的方向。日本與中國之間隔著海洋，正因如此，日本的地理條件具備一定程度的戰略空間。所以，我認為，日本與中國必須努力維持良好關係，但絕對不能以「太平洋二分論」這種形式，讓日本最終被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我認為，這才是日本應該維持的戰略定位。
Ｑ：中國是日本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在這其中，台灣問題如今受到高度關注。日本與台灣之間應該如何推進關係？
Ａ：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的地方之一，我自己對台灣也抱有親近感。在這個地區必須維持和平的前提下，當然，我們必須尊重居住在台灣民眾的意願，以及他們自己決定未來方向的權利，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同時也必須避免讓台灣過度偏向「獨立」的方向。另一方面，如果以強制性的方式，讓台灣走向中國方面，這同樣是不對的。
面對如此親日的台灣，我有時會反問自己，日本是否真的充分回應了台灣對日本的期待？換句話說，就像我一開始所提到的，日本社會中的一些親台勢力，似乎有不少是作為「反中」、「厭中」情緒的副產品而形成的親台立場。但我非常懷疑，這樣的做法是否真正回應了台灣民眾對日本的情感與期待。 （相關報導： 產油大國也要發展核電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簽核能協定為何讓以色列、日本緊張 ｜ 更多文章 ）
我們應該刻意將中國這個特殊因素暫時放在一旁，在此基礎上，去思考如何真正回應台灣對日本的親近與信任。這一直是我所認為最重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