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本田善彥、早田健文觀點：「台灣有事」的遠因─二二八事件是如何被政治利用的

近年來，台海兩岸大陸之間的對立，在日本被廣泛討論為所謂的「台灣有事」。而這種對立的遠因之一，可以說可追溯至1947年2月28日發生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特別是對於當前台灣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政權及其支持者而言，二二八事件成為其對中國大陸產生厭惡和反感，以及不信任的重要起點之一。

何謂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中，它至今仍投下深重陰影，是一場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對於從日本殖民統治過渡到二戰後由中華民國接收統治的台灣而言，二二八事件堪稱戰後最大事件。

當時，接收台灣的國府（中國國民黨），在統治過程中引發嚴重通貨膨脹與失能，使台灣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在這樣的背景下，台北市一名查緝人員取締販售私菸的女性，引發了市民與國府之間的衝突。據稱，中共（中國共產黨）的間諜也趁勢介入其中。當時仍在中國大陸的國府，隨即派遣軍隊來台鎮壓局勢。

這起事件在「（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造成了深刻裂痕，而國府長期將此事件視為禁忌，限制公開談論。

那麼，為何二二八事件會成為「台灣有事」的遠因之一？國府源自中國大陸，於抗日戰爭後在與中共的內戰（國共內戰）中失敗，並於1949年大陸淪陷後撤退來台。部分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而將國府視為給台灣帶來高壓統治的外來政權，並將其視為應被推翻的對象。在那個時代，與中共對立的是國府，而中國大陸本身並未被視為敵對勢力。

然而，隨著國民黨主導的「民主化/本土化」進程推進，李登輝1923年生，1988年繼任中華民國總統、屬於本省人的國民黨籍李登輝出任總統後，「打倒國民黨」的正當性逐漸減弱。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國力在各方面顯著提升。中共方面開始對被視為傾向台灣獨立的李登輝政權施加壓力。在此背景下，原本對國民黨抱持強烈厭惡情緒的人們，其情感對象逐漸轉向中國大陸或中共。

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與戒嚴令之下，二二八事件長期被視為禁忌，真相始終未能釐清。然而，隨著民主化推進，事件得以公開討論，自李登輝總統時期至民進黨完成政權輪替的過程中，二二八事件所承載的意義也逐漸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在「轉型正義」（註1）的概念下，它逐漸成為指控國民黨的政治素材，並與台海兩岸關係的變化交織在一起。

這一過程象徵性地揭示了：當政治局勢與社會氛圍改變、政權更迭、曾被封存為禁忌的歷史被重新打開時，這些歷史會如何被新的掌權者加以政治利用。這種在歷史中反覆出現的情況，再次在此重演。曾經的禁忌，在今日又以另一種形式成為新的禁忌——對新權力者所給出的詮釋提出挑戰，變得極為困難，實際上也幾乎無人敢於挑戰。

回顧台灣近現代史，二二八事件是無法迴避的關鍵。台灣史研究者、已故戴國煇氏在1988年出版的岩波新書《台灣──人間・歷史・心性》中指出：「遭到鎮壓而死傷者據稱多達上萬人，但確切數字至今仍不明。（中略）由於談論與研究二二八事件本身即為禁忌，其實態與真相至今仍未能釐清。」 （相關報導： 本田善彥、早田健文觀點：對抗高市發言的中共「琉球地位未定論」，是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以牙還牙式的報復行動 ｜ 更多文章 ）

距該書出版已近四十年，如今以「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對本省人菁英的計畫性抹殺」、「二二八屠殺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屠殺行為」等評價來詮釋此事件，已並不罕見。另一方面，也存在將其視為國共內戰一環的觀點，認為「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曾遭日本軍鎮壓的台灣共產黨，以及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藉由國共內戰利用台灣人的不滿情緒，企圖推翻國民政府」。

關於犧牲者人數，最常被引用的是1992年李登輝政權時期，由中華民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成員之一、人口學者陳寬政所推算的1萬8千至2萬8千人（不過該數字並未正式寫入報告）。此外，也有以事件中因死亡失蹤獲得國家賠償的人數為基礎推估約千人左右的學說。另一方面，在民間、尤其是本省人之間，亦流傳「包括暗中被埋葬者在內，至少有十萬人喪生」等缺乏根據的說法。

換言之，犧牲者的確切人數至今仍未定論。在各種詮釋與推測交錯的情況下，事件的實態與真相仍未被充分揭示，禁忌化的氛圍依然存在，使得對事件進行科學性的研究與公開討論仍十分困難。

在此情況下，台灣歷史研究者張若彤，透過詳讀當時的公文書與新聞報導，檢證統計數據與戶籍檔案，並訪談受害者家屬，持續嘗試掌握事件全貌、釐清其實態。

張氏的嘗試可說是為打破台灣社會圍繞二二八事件的惡性循環投下一石。然而，對其論述，至今卻鮮少見到傳統二二八事件研究者提出明確反駁。為何這一事件無法被正面深入討論，仍令人深感疑惑。

張若彤的著作包括：2021年出版的《究竟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台灣反日力量的覆滅》，2022年的《原來228──湯德章之死與台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以及2025年的《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台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隨著「228」三部曲的完成，張氏的研究也邁入新的階段。

2026年《我聞228──廖進平之死與台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2006年2月將出版），首次將研究的重心放在近三十年的平反運動，也就是政治力量如何形塑歷史共識的過程。

張氏研究成果，若能加以介紹並探討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是如何被政治利用的，將可成為研究「歷史事件政治化」的重要案例之一。當然，張氏的研究仍有待未來在學術上的檢證與批判，但它已指出，在理解二二八事件時，究竟存在哪些關鍵問題。

圍繞「台灣有事」的討論，因2025年11月日本國會答辯中高市早苗首相的發言而更加白熱化。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即台海兩岸的對立之中，台灣方面對中情感的深層背景之一，正是二二八事件。圍繞該事件的複雜情感不僅加劇了台灣內部的對立，也進一步使兩岸關係、亦即所謂的「台灣有事」變得更加複雜。因此，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追尋，其重要性正不斷提升。

我們就此訪問了張若彤。 （相關報導： 本田善彥、早田健文觀點：對抗高市發言的中共「琉球地位未定論」，是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以牙還牙式的報復行動 ｜ 更多文章 ）

張若彤（Zhang Ruo-Tong）：1977年出生，台灣桃園人。畢業於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並完成同校碩士課程。近年專注於二二八事件研究。著作包括《究竟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台灣反日力量的覆滅》（2021年／講台文化）、《原來228──湯德章之死與台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2022年／同）、《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台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2025年／同）等。

答：在台鐵福隆站（現新北市）附近、虎仔山旁的草嶺古道入口附近，曾經立有一座保存狀況不佳的石碑，上面刻著「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碑上所刻日期是二二八事件翌日的1947年3月1日，因此我聯想到它與二二八事件之間可能存在關聯。

在台灣鐵路八堵站（現新北市）左側，立有一座二二八事件罹難職員紀念碑，用以紀念所謂的「八堵站事件」。該事件指的是「軍人突然搭乘卡車抵達八堵站開始殺戮，並綁架部分人員，造成多人失蹤」。此一事件共造成17人罹難。

進一步調查後發現，汪烏家的事件正是八堵站事件的起因。1947年3月1日，基隆要塞的軍人前往福隆站。當時二二八事件已經爆發，針對「外省人」的襲擊也頻繁發生。與身為「外省人」的國府軍人發生衝突的，是站內的搬運工人，他們屬於「本省人」。在衝突中，有一名軍人死亡，而該名死者極有可能就是汪烏家。

既然立有殉難紀念碑，可以判斷汪烏家確已身亡。3月1日當時，兼任台灣省行政長官與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初期，並未追究殺害「外省人」者的責任，而是試圖儘快平息事態。當時全台可動員兵力不足5000人，即便發生叛亂也無力應對，因此只能透過政治談判來解決。然而，在軍人之間卻逐漸形成一種氛圍：「同袍被殺，長官卻不追究加害者，那就由我們自己來追究。」

起初，大約40至50名搬運工及一般乘客襲擊並殺害了約10名軍人，死者僅有汪烏家1人，殺害或追打意外溺斃存在爭議。不過,在「本省人」佔多數的情況下，「外省人」軍人遭到迫害。然而，位於中國大陸的國府中央，隨後向台灣派遣了超過1萬人的「整編第21師」。隨著增援部隊抵達，強弱立場瞬間逆轉，軍人開始展開報復。

然而，真正參與襲擊的搬運工及一般乘客早已逃離現場。在軍人的認知，認為站務人員故意停下火車，方便群眾毆打軍人，並包庇搬運工、不交出工人名單。結果，軍人很可能將並未參與殺人的、只是恰巧值勤在場的站務人員，當作報復對象。包括八堵站事件在內，二二八事件是一場仇恨引發仇恨、報復滋生報復的悲劇連鎖。

答：若結合中國近現代史與國際局勢來思考，就會看到與今日台灣普遍流行的解釋截然不同的景象。當強弱關係逆轉時，前政權的許多協力者，往往也會轉而與新政權合作。政權協力者的「倒戈」，在包括台灣在內的歷史中並不罕見。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對日合作人士中，有許多人轉而支持國府。由於大日本帝國本身也是反共國家，這種轉向在心理上相對容易自我合理化。另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時期因反共政策而遭到打壓的人，也透過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方式，流入支持國府的陣營。這些人在倒向國府約一年後，開始因日本戰敗後大量留在台灣的資產問題而彼此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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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多數倒戈者都是「本省人」，他們熟知日本資產所在位置，因此率先加以接收。隨後，負責正式接收的陳儀等人自中國大陸來台，開始處理這些事前已被接收的資產，但在過程中，上層與下層相互勾結、從事不法行為的情況層出不窮。彼此之間互相指控侵吞、詐取資產，進而演變為政治鬥爭，使局勢陷入極度混亂。日本資產的利益歸屬，相較於彼此殺害，是更為根源的因素。

答：從當時的報紙報導即可看出，不同派系彼此指責對方貪污腐敗、涉及不法，形成互相誹謗中傷的關係。一度看似陳儀等人掌握了局面，但陳儀仍在事件發生不久後的3月22日被解除職務，為事件負責。最終真正勝出的，是特務機構。

陳儀下台後，直到1949年國府中央全面自大陸撤退來台之前的數年間，特務機構的協力者遍佈政府中重要職位。在二二八事件中，特務機構涉及大量暗殺與地下交易。參與二二八暴動的大多數人並未被處死，反而成為特務機構的協力者。

當時仍位於中國大陸的國府，並未將二二八事件視為重大事件，其最大關切始終是共產黨問題。事件中遭到暗殺或失蹤的人，很多是被第三者告發或通報為共產黨員；其中也不乏並非共產黨員、卻因私人恩怨而遭誣告者。

也有人趁社會秩序混亂之際，檢舉競爭對手或政敵，在對方失蹤後，再將責任歸咎於「陳儀所為」。理論上，這些案件都應逐一依據事實檢證；然而，由於個案極其複雜，加上與事實不符的通說早已在台灣社會中廣泛且深刻地流傳，今日要解釋事件真相，已變得極為困難。

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時處於戰爭狀態。戰爭狀態下，司法無法正常運作。司法講求理性與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定罪；但在戰爭狀態中，往往無法如此。當時如何處理共產黨間諜？有一句話說：「活著的共產黨員，比死掉的共產黨員更有利用價值。」

在戰爭狀態下，若能利用敵方的重要人物，便能更有效地瓦解其組織。當時在犯罪偵查階段，會先進行篩選；若該人表達願意與當局合作，便可能被排除在刑事追訴對象之外。相對地，對於是否為共產黨員尚不明確的「灰色地帶」有力人士，卻有人遭到槍決。

民進黨在2016年蔡英文政府成立後，以「轉型正義」為口號，設立了政府機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註2）。在台灣，「轉型正義」主要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所實施的不當行為。其法律依據的條例（註3）中明載：「針對威權統治時期（註4）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及其結果，依本條例規劃並推動其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項。」

若僅就此文字而言，未必錯誤，但卻忽略了當時處於戰時非常狀態，瓦解敵方的組織化力量是優先於一切的。

以今日勉強實施的「自由民主憲政」標準，回頭評價包括二二八事件在內的戰時事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更何況，事件發生時，《中華民國憲法》尚未施行（註5）。用現行憲政體制的標準來評斷當時，顯然不合邏輯。

軍事審判屬於行政權，普通法院審判屬於司法權，卻由「行政機關」來否定當年的判決，這究竟依據何在？依憲法規定，唯有一個人可以合法行使此種權力──總統。總統享有特赦與赦免權，當然必須承擔政治責任，並接受國民監督。然而，民進黨執政下的總統，既想行使赦免或特赦權，又不願接受國民監督，於是設立促轉會，透過不公開的會議推翻過去的判決，這是錯誤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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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二二八基金會」（註6）、「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及今日的「權利回復基金會」（註7），都行使了過於龐大且不受監督的權力。特別是「權利回復基金會」，可自由於不公開的程序中，認定據信高達400億至500億新台幣的賠償，以「返還」過去依法沒收、如今已是天價的不動產。權利回復基金會的董事長張文貞（註8），甚至曾被提名為司法院院長。

針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註9）的受害者，政府已發放補償金；但這個「權利回復基金會」，卻對所有已領取補償的人（最高額為600萬新台幣），再次實施第二次補償。這一點其實鮮為人知。

在台灣戒嚴時期（註10），若因共產黨間諜嫌疑等叛亂罪遭判刑，財產將被沒收。如今當年的判決被撤銷、視為無效，等於判決本身不存在。那麼，受刑人所承受的刑罰應如何處理？對於人身刑罰，如死刑、徒刑、拘禁等，已以金錢方式補償。

然而，對於被沒收的財產，起初並未處理。「權利回復基金會」承擔了返還相關事務。是否應返還、是否具正當性，涉及極為複雜的問題，這裡不加評論。既然是立法院通過的法令，理應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這一點值得尊重。

但必須指出的是，財產返還作業伴隨著天文數字般的金錢利益。若屬正當返還，自然應當執行；然而，返還過程必須接受社會監督。遺憾的是，「權利回復基金會」的運作完全不公開，甚至連是基於哪一個受難者的返還，都未曾對外說明（註11）。

該基金會完全由國家資金運作，依法有義務公開會議紀錄與重大決策事項；但截至目前為止，補償是否合理、計算基準為何、補償內容是什麼，外界一概無從得知。須知，這些支出全都是人民的血汗錢。

答： 這正是應該去問張文貞的問題。依法規定，相關資訊本就必須公開。過去所公布的所有會議記錄，只是極為簡略地列出議案，結論部分僅寫上「洽悉」二字而已，對於會議過程與決議內容完全沒有任何具體說明。

這個基金會的權限，在所有過去涉及二二八事件處理的基金會之中是最大的，涵蓋的領域也是最廣的；然而，同時它卻是最缺乏監督的一個基金會。

答： 劉傳明（劉明）這個案件具有指標性意義。劉氏當年是台灣經營煤礦的礦業鉅子，因叛亂罪遭到審判，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財產亦遭沒收。若要返還其財產，金額將是天文數字，其中還有部分土地已成為國有地。若該土地目前未被使用，或許尚可進行實物返還；但若該資產已經歷多次轉手，實物返還便不可能，只能改以現金返還。那麼，返還金額究竟該如何計算？

目前，部分受害者或犧牲者的沒收財產已開始返還，但對外公開的僅有返還總金額，具體明細與細項內容卻完全未予公布。當然，更令人疑惑的問題是，近年公布的政府檔案顯示，劉傳明本人就是二二八時期倒戈給政府並受任命的「別働隊」副隊長，與特務活動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事情不說清楚，就急著推翻當年的判決，未免過於兒戲（註12）。

答： 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基於事實的論述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由於多重複雜因素交織，加上監督機制薄弱，使得問題難以釐清。 （相關報導： 本田善彥、早田健文觀點：對抗高市發言的中共「琉球地位未定論」，是對「台灣地位未定論」以牙還牙式的報復行動 ｜ 更多文章 ）

二二八基金會所彙整的報告書《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2021年），是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結束任務時所完成的總結報告的一部分，整體報告包含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部分，然而，促轉會只負責整理「白色恐怖」的報告，二二八事件的部分則交由二二八基金會負責，相關經費亦由促轉會提供。

然而，二二八基金會在此提出的犧牲者（死亡者與失蹤者）人數，存在極大問題。首先，對於犧牲者人數，各方說法差異極大，有人稱數百人，有人說約一千人，另有一萬、三萬、五萬的說法，甚至出現十萬人之說。

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民進黨重新執政後，以吳乃德（註13）為代表的民進黨陣營學者開始說出真心話。吳乃德表示，「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大約是一千人」，並補充說這並非他一人的看法，「林獻堂（註14）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對二二八事件犧牲者與受害者的名譽回復運動，至今已持續二十多年，補償申請的受理期限也多次延長。迄今為止，實際提出申請並獲確認的總數約為八百件。我本人也曾與二二八事件遺族之一、前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註15）共同詳讀相關檔案，即便將歷年所有研究與口述記錄的成果都納入、從寬估計，現階段結論也未達一千一百件。

數年前，一位與我政治立場不同的年輕學者，從統計學角度出發，利用當時檔案進行推估，並在二二八基金會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指出犧牲者「約一千三百人」。當該數字一公布，現場立刻充斥對發表者的指責，台上與會者甚至質疑：「當時的外電在3月4日前就報導已有三、四千人死亡，為何你只說一千三百人？」結果，該論文最終未被收錄進研討會論文集。

我曾於2024年舉辦活動，邀請台灣大學校長、中研院院士、也是計量經濟學家管中閔，評論此篇論文，管氏對該論文有相當高的評價。

學術研究是在既定前提下進行推估與推論，因此，指出假設錯誤或估算方法的問題本屬合理；但若開始質疑研究動機，甚至指責研究者「替國民黨辯護」，那就已經不能稱為學術研討了，更是對犧牲者極為不敬。

然而，這正是目前台灣二二八研究所面臨的現實氛圍。依據現階段我們能夠確認的檔案，能夠確定的數字約為一千人左右。當然，未來若有新的證據或檔案出現，這個數字也可能改變。研究既需要科學態度，也需要開放的心胸。

那麼，一萬人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這個數字是實際受死亡失蹤補償人數的十倍以上。其中主張「一萬人」的報告書，是由二二八基金會前任董事長薛化元（註16）等人共同撰寫。薛氏是台灣史研究極為重要的學者，其萬人死難的結論被維基百科引用使一般大眾誤以為是學術界通論。

然而，該結論過於誇大，與事實嚴重脫節。薛化元等人認為，僅從政府官方檔案來看，犧牲者人數至少有八千至一萬兩千人。但所謂「官方檔案」，是否包含個人回憶錄？戶籍檔案又是否被納入？

答： 沒錯。然而，在薛化元署名發表的論文中，卻將過去政府相關人士事後撰寫的回憶錄，強行納入政府官方檔案之中；而對於戶籍檔案，卻又明文註記「本研究所使用之政府檔案不包含戶籍檔案」。結果，其論文中提出的數字自然極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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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等人所主張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其中一個來源，是前國府監察委員、後來投奔中國共產黨的何漢文所寫的〈台灣二二八義起見聞記略〉（收錄於《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1963年6月）。該文顯然是為了取悅其投靠的共產黨而撰寫，自然大量不實描寫時任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惡行。

何漢文在文中寫道，「事後在某地視察時聽聞已有兩千人死亡」，薛化元等人對此數字未作任何檢證便直接採用。早期的二二八研究，曾進行過逐一確認犧牲者名單的調查，透過逐人對照，糾正了不少事實錯誤與資料謬誤。然而，由投共官員所寫、並刊載於共產黨出版物《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的文章，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檔案。薛化元等人所撰報告中，約有一半的死難數字皆由此單一文章而來。

此外，約四成死難數字來自一則昔日「保密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亦稱軍統，後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與法務部調查局）南京站從外電報導得知的情報，其中有「事件當日死亡四千人」等說法，便未經查證即直接納入計算。薛化元等人雖稱犧牲者「至少八千至一萬兩千人」，但僅上述兩則檔案便已足以填滿八千人的數字。

答： 舉例來說，若有檔案稱事件當日死亡四千人，另一份檔案則稱至3月10日止死亡五百人，兩者顯然不可能同時成立。一般研究應會選擇較具說服力的一方，但薛化元等人的論文卻同時採用兩種說法，並將其合計納入犧牲者人數。

類似問題在其論文中比比皆是。在我與廖繼斌看來，該報告幾乎是只要眼前出現數字，不加思考便一律冠以「官方檔案」之名全部混入。

若從薛化元等人所稱的「至少八千至一萬兩千人」中，逐一剔除這些缺乏根據的數字，最終所得結果，幾乎與我們調查得出的約一千人完全一致。

答： 即使距離二二八事件已快過了八十年，受害者遺族在談及此事時仍懷抱強烈情感，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以冷靜、不帶混濁與偏見的眼光來細讀史料，對那個年代所發生的事件作出公平的評價。

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與被害者的名譽回復，是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註17）這部法律來進行的。該條例經由立法院通過，具備民意基礎。

第一，該條例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修復歷史創傷、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合，是其最重要的目標。第二，條例也明文規定，無論如何都不得違背史實，不得扭曲真正的歷史。反觀前任董事長薛化元、現任董事長楊振隆、執行長藍士博等人，是否真正銘記條例所賦予他們的使命，努力促進社會群體之間的融合？是否在詮釋歷史時加入了與史實相悖的解讀？在這一點上，仍然存在極大的疑問。

他們的論文以「僅將國家暴力造成的犧牲者作為研究對象，而不將民間暴力造成的犧牲者納入」作為前提。在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的受害，多半來自於「本省人」暴徒的行為，而非國府的軍隊等國家暴力機器。只談國家暴力，卻對暴徒的行為不加追究，甚至將暴徒一律視為受害者，等同於對大多數「外省人」犧牲者隻字不提，這樣的立場令人難以接受。偏向一方的正義，絕非真正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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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僅限於國家暴力」的立場，其實就是試圖只認定他們所想像的狹義「台灣人」（即本省人中以自稱「台灣人」的閩南系漢族為主）為犧牲者，進而主張有8000人到1萬2000名「台灣人」被「中國人」殺害。

答： 如果我們的指摘存在問題，大可直接指出並加以糾正。然而，直到今天，被我們批評的薛化元本人，始終沒有提出任何反駁或回應。

雖然有薛氏周邊人士發表近似指責的言論，但多半是毫無根據的誹謗中傷，根本不值一提。我們真正希望對話的對象，是薛化元本人，而非其他人。至今，我們仍在等待薛本人的回應或反論。

薛化元的論文，原本是「移行期正義」報告的一部分，理應在「促轉會」結束時完成整體報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該報告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白色恐怖」的部分已完成，並提交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部分，至今仍未提交。

只有提交給行政院長之後，報告才會接受立法院（相當於國會）的審查，也才能接受民間的監督。然而，由於尚未提交，目前仍處於無法接受監督的狀態。

答： 「二二八基金會」已出版了《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真相報告》一書，但這並非正式提交行政院的報告書。此外，除了紙本之外，還有一個CD版本，完整內容皆收錄於CD中。報告中所提出的8000至1萬2000名犧牲者人數之依據，僅記載於CD版本，紙本書籍中並未呈現。

答： 當然會。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是，我聽說曾有「外省人」犧牲者的遺族想參加追悼儀式，卻被台獨派的「本省人」遺族排斥，甚至被要求「外省人不要來」。明明同樣都是犧牲者的遺族，卻因為「外省人」的身分而被排斥。既然如此，也不難想像會有人排斥像我這樣的人。

答： 作為「外省人」確實可能遭到排斥，但在這個議題上，我認為這反而是一種正常現象。另一方面，從我們這些外部者的角度來看，「本省人」的立場，反而可能限制了他們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

我曾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討會，聽到早期投入二二八研究的教授們提到，當年看到某份剛解密的檔案時，感到極為震驚，因為若依該檔案進行研究，結論將是「台灣人是暴徒」。於是，他們轉而大量蒐集口述歷史。蒐集口述資料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無論是口述還是政府檔案，都是史料。

然而，我認為這正是當今台灣史研究的一個陷阱。過於偏頗的史觀，會縮小研究者的視野，扭曲其判斷。歷史學者不應對史料抱持偏見，認為政府檔案不可信、口述資料就一定可信，這樣的態度是錯誤的。任何史料，都應與其他史料進行比對，從多個面向加以驗證，並在正常且合理的標準下進行推論與考察。

然而，在今日的台灣，「蔣介石是殺人魔」之類的情緒性言論甚囂塵上（註18），早已超出理性判斷的範疇。其背後，是為了配合政治目的而利用史料的意圖。若是如此，那麼運用口述記錄的研究者無論將口述記錄運用得多麼精巧，也必須意識到，它終究只是一種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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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出於政治動員的目的，有人刻意煽動以出身地等為代表的狹隘意識，並對其進行無限制的擴大解釋，從而加劇社會分裂，使對自己有利的動員成為可能。在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釐清與研究過程中，也確實存在一個群體，試圖以所謂「本省人」的「大台灣主義」意識形態來進行解釋。

即便在「本省人」之中，實際上也存在各式各樣的想法與意識，但在政治動員時，卻往往被要求明確劃分敵我，並與被視為「敵人」的人劃清界線。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有百害而無一利。研究二二八事件，正是為了避免讓社會走向以敵我對立來劃分人群的方向。

答： 戰爭之所以會發生，其根本原因在於政治的崩壞，導致無法再透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我們可以透過對話來縮短彼此的距離，建立朋友般的交往關係，這正是政治解決問題的核心概念——不訴諸戰爭，而是透過政治來尋求解決與突破。我認為，必須避免走向完全決裂、或不再重視道理的局面。這正是我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動機，也是我協助廖繼斌館長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絕非當前民進黨政權之下的「二二八基金會」所宣稱的那樣，是「中國人對台灣人所進行的有計畫的屠殺」。這種歷史詮釋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將為我們的未來留下諸多禍根。因此，我們對這類言論予以嚴厲批判。

無論是二二八事件，還是戰爭或內戰，都是在秩序喪失的狀態下發生的。當軍隊與警察的機能瓦解時，社會中便充斥著流氓與武裝勢力。當人們最基本的安全無法獲得保障時，所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便成為支配社會的規則，強者欺壓弱者，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當政治手段走到盡頭時，便有人開始訴諸暴力；在弱肉強食的原則之下，仇恨滋生仇恨，報復引發報復。

二二八事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歷史教訓，就是絕不能再讓社會陷入秩序崩潰的狀態。（本文中敬稱一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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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1）「轉型正義」係指一個社會面對並處理曾經發生的大規模人權侵害之嘗試。

（註2）「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為部會等級之政府獨立機關，於2018年5月31日設立，2022年5月30日解散。其後業務移交「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與人權與轉型正義處」。

（註3）2017年12月5日制定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註4）「威權統治時期」係指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11月6日。

（註5）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12月25日、政府仍在中國大陸時施行；二二八事件則發生於同年2月28日。

（註6）「二二八基金會」全名為「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1995年4月7日制定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設立，並於同年12月開始運作，受中華民國政府委託處理相關事務。

（註7）「權利回復基金會」全名為「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設立。

（註8）張文貞，2024年獲賴清德總統提名為司法院大法官（相當於最高法院法官）及司法院院長，惟該人事案未獲由國民黨與民眾黨主導之立法院通過。

（註9）「白色恐怖」係指二二八事件後、戒嚴令時期國府對反體制勢力所進行的政治鎮壓，嚴格而言主要指「紅色清洗」。

（註10）國府於1949年5月20日至1987年7月15日，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餘的戒嚴令，期間政治活動與言論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人權遭受壓迫。另金門縣與連江縣之戒嚴令為1956年至1991年。

（註11）「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之「公開資訊」，以及「2025年12月26日　第二屆第11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紀錄」。

（註12）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粋保秘局」（2024年9月≪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註13）吳乃德（1949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發起人、台灣政治學會首任會長。

（註14）林獻堂（1881－1956），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領袖、實業家，歷任台灣文化協會總理、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日本貴族院議員、台灣省參議會議員等。

（註15）廖繼斌（1951年－），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曾赴美國邁阿密大學留學。2009年至2016年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自2011年起兼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其祖父廖進平（1885－1947）於二二八事件後遭憲兵逮捕並殺害。

（註16）薛化元（1959年－），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暨歷史學系教授，2016年9月起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註17）《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制定於1995年，其後數度修正。條例明定之目的包括處理補償事務、使國民理解事件真相、修復歷史創傷，並促進社會群體（族群）之間的融合。

（註18）賴清德總統於2025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78週年紀念時表示：「獨裁者蔣介石在大陸戰局節節敗退之際，為了能在台灣實行統治，犯下了罪行深重、罄竹難書的過錯」，並稱「無數無辜人民遭到逮捕，對台灣造成的影響難以估量」。​​

＊​​兩位作者皆為日本資深媒體人、旅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