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正反覆出現的，從來不是人物，而是結構；如果把時間軸再拉長一點，其實會發現—歷史從來不是由某一位領袖決定的，而是由權力、資源、科技與人性反覆交織出的結構在推動。
人物，只是被推到浪頭上的浪花
16世紀，西班牙掌握新大陸白銀，銀本位讓它一度成為歐洲霸權；但當白銀流向失控、產業空洞化，帝國仍然迅速衰敗。
17世紀的荷蘭，靠的是金融、航運與制度創新，而不是人口或軍事優勢；但當制度優勢被英國學走、甚至超越，霸權便悄然轉移。
19世紀的大英帝國，靠的是煤、鋼鐵、蒸汽機與全球航道；而當電力、內燃機與工業規模轉向美國，即使日不落，太陽也終究西沉。
20世紀，石油成為世界真正的命脈。誰掌握石油結算權，誰就掌握了金融、軍事與地緣政治的節奏。
於是我們看到—想讓石油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不論伊朗、伊拉克，還是委內瑞拉，最後都付出了極其慘烈的代價。不是因為道德對錯，而是因為他們動到了霸權的根基。
而今天，21世紀的根基，正毫無懸念地轉向—半導體、AI 與算力。這不是陰謀論，而是與石油時代完全同構的現實。
也因此，台灣的位置，並不是誰賜予的，而是被歷史結構推上來的。
但歷史同樣告訴我們另一件事：在霸權轉移的年代，最危險的從來不是站在強國旁邊，而是過早、或過度地，交出自己唯一不可替代的價值。
波蘭在18世紀的三次瓜分，不是因為站錯邊，而是因為內部失去主體性，被當成談判的籌碼。
晚清在列強環伺下，真正致命的，不是學西學，而是學不徹底、又守不住根本。
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能存活，不是因為討好列強，而是因為極度清楚：哪些東西可以交換，哪些東西絕不能放手。
歷史從不獎勵天真，但有時會獎勵克制
身為一個長期身處半導體與敏感AI產業的創辦人，理性、克制、低調，本來就是「最安全」的選擇。對大家都說好聽的話，不表態、不碰政治，到處逢源、悶聲發大財，這些我都懂，過去長年來也一直是這樣。但有些話，如果不說出來，會過不了自己心裡那一關。
這幾天，我反覆問自己：為什麼明明已經忙到連睡覺時間都不夠，前陣子在紐約奔波五十多個小時幾乎未曾闔眼，卻還要熬夜寫下這麼長的一篇篇文字？為什麼明知道會被誤解、被貼標籤，甚至被捲入我一向極力避免的政治漩渦，卻還是放不下？
我全家都在台灣，我的父母漸漸年邁，我所有最重要的記憶、情感與牽掛，都在這塊並不完美、卻無法被任何地方取代的土地上。
和許多同世代的人一樣，我也曾在中學時半夜爬起來，看著郭李建夫在海外投球，看著中華隊在異地贏下一場又一場比賽時，那種無聲卻真切的激動；也曾在電視前，看見台灣隊長在球場上雙手緊握胸口的那一刻，理解那種不必說出口的吶喊；更忘不了，當年子瑜十六歲，在螢幕前含著眼淚道歉時，心裡那種說不上來、卻真實存在的疼。
多年來在世界各國奔走，每一次回到桃園機場，踏上熟悉的土地，那種說不出的親切與放鬆，總會提醒我：台灣有很多值得珍惜的地方——便利的交通、溫和的人情、深夜還吃得到的熱食、讓人安心的醫療體系。這些不是宏大敘事，而是真實的生活。
二十世紀，石油是霸權的基石。美國將石油與美元掛鉤，建立了無可撼動的金融與軍事秩序；任何試圖脫鉤的國家——無論是伊朗、委內瑞拉，還是其他挑戰者——最後的下場，歷史都寫得很清楚。
進入二十一世紀，AI 成為新的制高點，而半導體跟算力，就是這個時代的「油金」。
在這個結構下，台灣的重要性不是因為立場選擇，而是因為事實如此。身處半導體供應鏈核心的台灣，幾乎不可能不依賴美國；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清楚：越是核心，就越不能輕易交出。
我不是政治專業，也只是普通人，除了稍微懂我自己的產業，也還在努力探索學習這個世界的準則，也不適合告訴任何人「該怎麼做」。我只是一個因為人生經歷特別，見過合作過太多產業上，政商上的大佬大神。
上週在美國，我親眼看見一些家族與資本，已經在評估烏克蘭戰後重建的布局與如何獲取利益；歷史上，戰爭與動盪，往往最終成為金字塔頂端獲利的來源—過去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如此，今天的列強亦然。
我們正身處一個極為特殊的時代：既有強權面臨挑戰者的結構性衝突，也疊加了 AI 帶來的技術斷層。回看歷史，無論是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還是後來的美國，霸權可能轉移衝突的年代，從來都不平靜。
這一次，台灣站在風口浪尖
這幾天，我也收到來自藍、綠、甚至所謂「粉紅」的各種訊息。有真誠的討論，也有刻意帶風向的轉述，只需加上一兩句聳動標語，就能把原意完全扭曲。在 AI 推播與流量邏輯的加持下，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更強化既有立場的資訊泡泡。
#在這個AI時代有多少我們看到聽到的是AI算法驅動的
#在這個AI霸權時代有多少我們起到聽到的是政治強人與網軍帶動的
為了確認這件事，我甚至刻意開了不同帳戶、換不同裝置，看不同陣營、不同國家的媒體——CNN、《經濟學人》，乃至各種立場極端的社群內容。不是因為好奇，而是因為這是我的家鄉。
身為一個從學生時代就參與美國政府 IARPA 計畫、受貝爾實驗室與西方自由創新文化薰陶，甚至如今公司技術也被美國政府與軍方使用的人，被抹成「中共同路人」，確實讓人錯愕。但也正是這件事，讓我更深刻體會到：當討論失去對事實的尊重，標籤就會取代理解。
從「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到文藝復興時期對理性與知識的尊重；從漢光武帝的制度修復，到康熙對西學的吸收——開放、求真、克制，往往是強盛的根源。相反地，封閉資訊、煽動民粹的時代，無論是法西斯、文化大革命，還是清末義和團，結果都極其慘烈。
在這麼關鍵的時刻，我們更需要的，不是情緒性的口號，而是對現實結構的冷靜理解。
我其實很期待，台灣能出現自己的藺相如——懂得在大國之間「完璧歸趙」的智慧；也期待有願意不顧立場、為了大局合作的廉頗；更期待那種如燭之武退秦師般，在強權夾縫中求生存的判斷力。
如果放眼西方，我們也曾見過在風暴中堅定站立的人——不論是邱吉爾，或被稱為「鐵娘子」的柴契爾夫人，他們並不完美，但都明白：國家的核心利益，不能在情緒中被輕易讓渡。
莎士比亞也寫過：「What's past is prologue.」——過去的一切，都是序章。
或許很少人知道，上個世紀六、七〇年代的阿富汗，曾有「中亞巴黎」之稱。那時的喀布爾，是歐亞商貿的樞紐，街道上咖啡館林立，女性穿著自由，人民生活富足而多元。
南越的西貢，曾被譽為「世界米倉」，是區域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1980 年以前的伊拉克，人均 GDP 高達 5,500 美元——同一時期，中國僅約 255 美元，台灣也不過 2,380 美元。兩伊戰爭前的伊拉克，是中東最世俗、最開明的國家之一，各種宗教並存，街頭可見不同族群、不同信仰和平共處；因為石油收入，社會福利完善、基礎建設完整。然而，兩伊戰爭之後，一切急轉直下。
當年，美國以「掌握生化武器的鐵證」為由，推翻了海珊政權；事後卻證實，那些所謂的證據，不過是一袋洗衣粉。隨著「民主與自由」的名義進入伊拉克，真正被重組的，卻是石油的所有權結構——油田被歐美石油巨頭壟斷，收益未能回饋給伊拉克人民。
結果是，生活水準跌落至全球倒數前段，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內戰與宗派衝突延綿不絕。
每一次大國崛起，新舊勢力交替的過程中，總會有一些國家——不論是出於錯覺、誤解，還是被捲入無法拒絕的利益糾葛——成為大國博弈中的前線與緩衝帶。而歷史的詮釋，往往隨著立場、時空與話語權的不同，而呈現出截然相反的面貌。
我曾拜讀西蒙・蒙蒂菲奧里的《歷史的聲音》（Voices of History）。書中收錄了希特勒對外宣戰的演說，也整理了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前，政府如何對民間進行長期而系統性的認知塑造。你會發現，無論一件事情在事後看來多麼荒謬，只要置於當時特定的新聞敘事、恐懼氛圍與政治動員之下，總能被包裝成「正義」、「責任」或「不得不為」。
學生時代，我曾到過一些飽受天災與戰火摧殘的地方擔任志工。那段經驗讓我深刻體會到：我們在新聞中熟悉的敘事，與不同族群親身經歷的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同一場衝突，因政治立場、宗教背景或利益團體的不同詮釋，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版本。而在真正的戰火與災難面前，個體的渺小與無助，遠遠超過任何宏大的口號。
俄烏戰爭爆發後，輿論吵得不可開交。歐洲各國紛紛提高軍備預算；一幕幕流離失所的孩童與老人畫面，反覆在螢幕上播放。與此同時，美國軍火商—雷神、洛克希德・馬丁—的股價節節上升。背後政商捐獻與利益網絡之龐大，也讓戰火難以輕易止息。
創業之後，因為長年在世界各地奔走，我同時接觸歐洲版本的新聞、美國版本、中國版本、日韓版本，以及自己家鄉的版本。慢慢地，我開始意識到：所謂的正義，往往取決於你站在哪個位置；所謂的黑與白，其實充滿灰階；而我們自以為清楚的界線，在不同時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正變得愈來愈模糊。
也正因如此，歷史從來不是用來背誦的，而是用來警惕的。說實話，這真的很難。
我只是拋磚引玉，期望更多先進願意一起關注這個問題。也理解站在談判第一線的官員，其實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尤其當對手是川普這樣極度精明、非常人等級的政治人物。
半導體產業的遷移，本來就是以十年為單位的工程。我只是衷心希望，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能更努力強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別太快把一切交出去，即使被迫沒有選擇，也能慢一點、再慢一點。
也心中默默禱告美國的憲政體制能制衡川普的瘋狂，跟下任總統別這麼不給其他盟友留活路。
中性的聲音跟著重事物本質的聲音是否在今天的台灣被掩蓋了？
親中親美之間是否是一定的絕對？印度跟越南和中國是世仇，但依靠美國的同時，仍是加強自己的合縱聯盟；台灣能否在選擇美國、和知道半導體供應鏈是美方核心利益的同時，建立與非中─如日韓甚至沙烏地的另一類同盟（沙烏地是這次美方關稅戰中非常輕打輕放的地方，因為他涉及美國上世代油金世代的核心利益），沙烏地也想建立自己的主權AI，也想建立自己的半導體供應鍊，跟沙烏地結盟，會不會我們不用給出這麼多？或有更多的保障？
我常覺得，台灣其實並不缺好的政策構想，甚至不乏方向正確、初衷良善的制度設計；真正的問題，往往出在無法長期貫徹。各部會各自為政、橫向整合困難，再加上部會首長頻繁更替，使得政策很難累積成可延續的國家能力。許多本應以十年、二十年為尺度推動的戰略，最後被切割成零散而細碎的短期專案，耗費大量資源，卻難以形成真正的規模化成果。
以目前討論甚多的「AI十大建設」為例，它所需要的，恐怕不只是預算或口號，而是像當年孫運璿那樣的統籌者—能跨部會、跨世代，從國家長期競爭力的高度，設定清晰而穩定的目標。否則，若只是堆疊許多彼此不相連的小案子，最終不僅難以形成產業聚落，更無法重現當年孕育台積電那種「長期耐心、集中資源、承受政治壓力」的制度決心。
在今天如此關鍵的時刻，我們真正需要的，並不是更多簡化對立的標語，也不是把複雜問題壓縮成情緒性的選邊站，而是回到對事物本質的冷靜分析：什麼是我們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什麼必須被長期保留？哪些決策，一旦做了，就很難回頭？
唯有如此，討論才不會違背事實，國家的選擇，才有可能穿越時間。
也許我這些話，在某些人眼中只是天真、傻氣，甚至多慮也很可能有很多盲點或不足的地方。但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意為家鄉多想一步，這個世界，又有誰會替我們想？希望台灣能是一個重視事物本質、鼓勵創新者、容許基於事實的批判與不同聲音的地方——因為那，才是讓世界真正往前走的力量。
後記
當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是當美國的朋友是致命的─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To be an enemy of America can be dangerous, but to be a friend is fatal.”— Henry Kissinger'.
人之所以動人，不在於他擁有什麼，而在於他的心是否能在現實的磨鍊中依然保持真誠，並在歲月裡留下屬於自己的光。
波魯克（宮崎駿漫畫紅豬主角─變成豬的飛行員）一向不會輕易將信任交付給任何人，走過半生的他活得謹慎且孤傲，對「相信我」這樣的話，更是會本能地產生抗拒心理，因為對他來說，信任往往意味著依賴，而依賴可能帶來失望與背叛，然而當這句話從年輕勇敢的菲兒口中說出時，他卻意外地卸下了防備，因為在那一瞬間，波魯克感受到的不是被束縛，而是一種被理解與被託付的溫柔。
即使再孤獨、再強硬的人，也會因為真誠而動搖，信任本就是一場冒險，而我們之所以願意再一次打開心門，是因為在某個人身上，看見了值得賭上一切的勇氣。
我在過去這幾天收到了上百封的訊息，有情緒很激動的，甚至作人身攻擊的，
其實在發文時，也就有心理準備，只是真的收到了上百封訊息，還是難免心情有點小難過（我想我還是仍是有許多需要持續的努力與學習的地方），也是感謝這些情緒激動的話語.，讓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我們正處在一個不論是AI驅動的，還是大國博弈想在AI霸權上防止被超越的，還是如上個世紀石油與美金掛勾而到這個時代AI與半導體掛勾，台灣處於政治科技霸權爭霸的核心，亦處與跟工業革命一樣大的AI時代浪湖（AI跟帶流量的網紅網軍又會加強每個人的訊息小圈圈的推波）…我想台灣就是懷璧其罪吧。
我們絕對可以期待川普在台灣出事時介入幫忙，但最不能假設「不會出事」，或假設必須不斷增加自己核心壁壘的，應該是台灣。
傳道書 1:9–10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我看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盡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不是因為虛無，而是因為你看見權力、敘事、利益如何一次次重演，而人卻仍願意相信那是「第一次」。
西方歷史哲學家托克維爾說過一句話：“The past has ceased to throw its light upon the future.”
當人們不再理解歷史，未來便只剩下偶然。而《史記》裡，司馬遷早已提醒：「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每一次強權交替的年代，最危險的，從來不是選邊，而是誤判自己手上真正的籌碼。
西方文學裡，《李爾王》說得殘酷而清楚：“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什麼都不留下，最後只會一無所有）。《史記》「為國者，以利為本；失其本，則國危。」理解結構，不是為了預言未來，而是為了在風暴來臨時，至少知道—哪些東西，不能輕易放手。
我真的沒有答案。也不自認為比任何人高明。我只是希望，在這個動盪的時代，我們還願意一起，把問題想深一點。因為那是我的家鄉，也是我們共同的未來。如果這些話顯得笨拙、天真，那就當成一個因為看得太多、憂慮太深的人，對家鄉的一次胡亂告白吧。
＊作者為Kneron創辦人暨執行長，美國加州大學（UCLA）電子工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