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即失業的16%陰影：中國1290萬高考生面臨的殘酷現實—「高學歷也大概率失敗」的內卷時代

​中國今年高考報考人數下降，但競爭依舊激烈。專家指出，未來少子化趨勢下，壓力恐怕不減反增。多位高考生向DW談到他們如何在「內卷」的教育環境下成長，沒有「躺平」的本錢，也越來越難相信靠學歷翻轉人生的「高考神話」。​

今年的中國高考落幕，距離6月底放榜，還要等兩週左右。在那之前，剛結束高中生活的青年學子面對緊張、憂慮、期待、迷茫等種種混雜情緒，一邊摸索自己的未來。

住在東北的高三學生陳宇是今年1290萬名高考生的一員。考試結束，他原本以為自己終於能夠放鬆，現在卻因為擔心考試結果，有一種「還沒從之前的生活中脫離出來的感覺」。

考前，陳宇就有很明確的目標，希望上中國人民大學數學系。在他看來，想要有好的發展，最好還是去好的學校。

「曾經可能是『有高學歷就一定會成功、低學歷可能會成功』的時代，現在變成了『有低學歷你一定不會成功、或幾乎很難成功，但有高學歷也很大概率會失敗』的這樣一個時代。」

另一位考生小梨想學法律，學歷與就業對她非常重要。她認為，學法未必能賺很多錢，但最起碼不至於落魄，「就算再不濟，也能考個公務員試一試」。自認不聰明、也不喜歡讀書的小梨，夢想是變成「特別有錢的人，天天在家躺平，想幹啥就幹啥」。然而，她發現自己並沒有「躺平」的餘裕。

「躺平其實還是更適合家裡有背景、比較有錢或者已經有出路的人，就算躺平，他家裡的錢也能供著讓他自己去創業，或者去當運動員。」小梨說，她沒有優越背景，家裡也未能從小栽培她發展體育或美術特長，「感覺就只有學習這一個出路，也沒啥別的出路；如果我還不學習的話，那就真沒辦法」。

任教於倫敦國王學院、研究中國教育與人口政策的學者劉燁（Ye Liu）表示，中國社群媒體這幾年有「躺平」和「內卷」的討論；在她看來，「大部分的中國年輕人，這兩個都負擔不起」。

一場關於「成功」的比拚，早在孩子真正入學之前就已經開始。劉燁表示，許多家長很早就替子女安排各種課程，從小給孩子「打雞血」（意指非常積極、充滿幹勁），被稱為「雞娃」父母。

對家庭背景普通的青年來說，高考曾經代表著「往上爬升」的機會，但高學歷的「成功公式」越來越不符合現實。根據劉燁的長期追蹤研究，出身優渥家庭的學生，即使考試表現不好，還是有家裡的資源和人脈替他們「緩衝挫敗」；至於偏鄉背景、高考表現很好的人確實往上爬了，但最終成就相對有限。

「證據很清楚說明，高考結果沒有轉化成人生機遇。」劉燁說。

高考生陳宇觀察，「整個社會給年輕人的資源越來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高考帶來越來越緊的壓榨和壓迫，和高考神話的破滅，是同時並行的」。

這一代的青年學子，成長過程仍感受到沉重的升學壓力；當前嚴峻的就業市場，也讓他們更擔心自身未來。2026年4月的官方數據顯示，16至24歲人口的失業率是16.3%。這個數字在2023年曾超過21%。 （相關報導： 《經濟學人》剖析中國「高考移民」亂象：北京出手也難遏止，改革制度才能釜底抽薪 ｜ 更多文章 ）

面對社會的現實與外界期待，「內卷」的思維已經內化在許多年輕人身上。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學生，其實都分不清自己對於成績在意的壓力來源是內在還是外在的，」陳宇說。

浙江的高考生Yulia也表示：「所有人都在苦讀書，自然會有壓力，這樣的思想意識是刻在我們心中的。」

政府不是沒有試圖改善，但似乎治標不治本。Yulia念初中時，恰是義務教育「雙減」政策剛推出的時候。根據官方說法，「雙減」是要減少學生作業和課後補習的負擔；但在實際的教育現場，壓力只是改成以其他的方式存在。

「說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但是分數線還是很高，不補課怎麼能行呢？所以就出現了高價偷偷補習的現象，這個政策本質上並沒有從根本上減輕我們的負擔，學生老師家長都更累了。內卷自然更加嚴重。老師們也經常把『大家要卷起來啊』掛在嘴邊。」

來自東北的詩雨初中曾因成績壓力，度過一段痛苦時期，「到高一的時候就稍微有點生病了，然後他們（家長）可能有感覺到不能太高壓」。如今她的想法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大家出路都差不多，所以我就也沒那麼特別的拚命吧」。

深圳一名復讀生楊同學從小的認知也是「要內卷，要狠狠學習」，甚至曾被爸爸特地帶去深圳龍華的三和人才市場，看那裡打零工、領日薪、吃廉價掛麵度日的人處境。楊同學記得父親的提醒：「這個社會是在極其嚴厲地懲罰那些不願意讀書與讀不成書的人。」

因為讀了不擅長的理科，楊同學的高一生活在家長的高度期待和自我的極度內耗之中度過：「很想學好，但就是不會，而他們的壓力又讓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那一年我非常痛苦。」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的楊同學，曾經選擇放縱，高考成績幾乎是全校墊底，最終照家裡的意思復讀。

復讀這一年來，楊同學看到同屆的朋友上大學，許多人渾渾噩噩，「高考並沒有讓他們改變人生飛黃騰達」。反而那些沒念高中、去念中專的人，有的創業成功，有的自行求職，「也能過得很瀟灑」；楊同學表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比我好得多。」

跟前一年相比，今年的高考報考人數減少了45萬人，這已經是連續第二年下跌。不過，這並不是單純由少子化導致的結果。

今年的考生是2007至2008年出生的一代，那時候中國出生人口還沒有顯著下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大約有20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1500多萬至1700多萬上下浮動，直到2019年才開始一路降低，去年落到僅有792萬。

學者劉燁說，考生減少較有可能的解釋是「復讀」的人變少。「這也不應被誤解為中國年輕人更不重視高考的訊號。我認為，大學名額增多，也代表更多學生能在第一次就考上，所以復讀的人就比較少。」

即使是出生率大幅下降之後的時代，也不代表高考競爭會比較不激烈。劉燁判斷，家長反而可能更集中資源與心力在孩子身上，讓壓力不減反增。 （相關報導： 《經濟學人》剖析中國「高考移民」亂象：北京出手也難遏止，改革制度才能釜底抽薪 ｜ 更多文章 ）

Yulia對政府和整個社會拋出質問：「我們吃飯要狼吞虎嚥，不然晚自習會遲到扣分，調休只調不休，大家都在超負荷運轉。大家都在努力往上爬，可是好像忘記了總有人要在腳底下被踩著，為什麼不可以輕鬆一點，所有人都可以到山頂上呢？」

不同於往年的高考，今年有幾段「插曲」格外引發輿論關注。

多家媒體報導，一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接受媒體採訪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她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在中國，「性同意」、或稱「合意性交」的法定年齡是14歲，但部分民眾認為這個門檻太低。

隨著話題發酵，不少網友讚許高中生有想法、敢於表態；然而，在微博、抖音上，影片卻被刪除下架，甚至傳出這個學生被「開盒」（意指個資被揭露、起底），引發更多爭議。

學生公開表達意見能帶來的實質效果有限，但中國的年輕人沒有停止探問與發聲。學者的研究也關注到年輕女性扮演的角色。劉燁觀察指出，相較男性同儕，女性明顯更在意社會正義，也有越來越多人反抗父權體制下的婚育期待。

劉燁表示：「如果說高考所承諾的功績主義已經消退，那麼最迫切追問要用什麼來取而代之的人，正是中國的年輕女性。我可以大膽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她們手中。」

談到高考生的喊話，Yulia形容她感到「很悲哀」，「連民生問題，都要讓一群還沒有完全步入社會的高考考生來說出來」。她曾想過以後要成為政治家，又覺得自己「太微小，改變不了什麼」，甚至因當前的中國感到「政治抑鬱」。

雖然未來還很遙遠，但Yulia期待自己可以到國外念研究所。「我還是想努力生活的，每個人都發一點聲，改變一下社會環境，」她說。

文中受訪者陳宇、小梨、楊同學、詩雨、Yulia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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