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依法可考卻無位可立─重構「公職公衛師」體制

2020年5月，台灣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驚濤駭浪之際，率先通過《公共衛生師法》，成為亞洲首例為公共衛生專業立法的國家。這項立法在當時被視為建構國家韌性、補足健康防禦網的里程碑。然而，法規通過至今物換星移，第一線的公共衛生實務卻陷入了深沉的系統性瓶頸。

許多通過嚴格國家考試、取得公衛師證照的專業人才，驚覺自己陷入「依法可考、卻難以依法執業」的窘境。箇中核心病灶，在於現行文官體制與公務人員考試中，缺乏「公職公共衛生師」的正式員額與職系編制。當國家健康安全面臨新興疾病、高齡化海嘯與科技認知戰的多重威脅時，我們空有專業防禦大腦，卻未能將其制度化地接入國家文官機器的運作軸心。

要理解台灣體制的缺失，必須先橫向對比國際上公共衛生專業如何融入國家治理。各國雖因歷史文化發展出不同制度，但其共通點在於：公衛專業人員在公部門皆擁有清晰、獨立且不可替代的職能定位，而非依附於臨床醫事體制之下。

對比上述三國，美國將 CPH 視為公部門政策分析的標配，英國賦予 UKPHR 跨部門群體治理的指揮權，日本則將保健師牢牢釘在地方保健所的法定員額中。 （相關報導： 防疫體系最後拼圖》公共衛生師法一拖20年　蔡壁如點出過不了關的癥結 ｜ 更多文章 ）

反觀台灣，目前衛生福利部、地方衛生局與基層衛生所的編制中，文官職缺長年被「衛生行政」與「衛生技術」職系所壟斷。「這兩個職系在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上，考科雖包含傳統的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理論，卻極度缺乏對現代『大數據實務應用』、『健康社會行為學』、『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與『社區空間資訊（GIS）』等數位群體治理工具的深度考核。這導致錄取人員進入體制後，往往缺乏工具整合能力，加上長年疲於應付繁瑣的公文行政與指標核銷，使國家機關難以形塑群體治理的『數據大腦』職能。」

而真正受過完整公衛專業訓練、通過國家考試的公衛師，卻因為沒有「公職公衛師」的專屬職缺，無法進入體制貢獻所長。這種體制上的錯位，正嚴重侵蝕台灣應對未來危機的國家公衛韌性（Public Health Resilience）。

現代公共衛生早已超越傳統「衛教宣導」或「基層勞務」的範疇，而是轉向以大數據、行為科學為核心的群體治理。當前台灣文官體制考核（如衛生行政、衛生技術職系）多偏向傳統理論，極度缺乏對現代數位治理工具的實務檢定。

要建構實質的國家安全防禦網，必須引進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共衛生師，在以下四大關鍵量化指標中，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職能：

• 文官體制現況與瓶頸： 面對新興疫苗安全性或新型環境毒物等危機，傳統文官體制往往依賴單向的政令宣導或政治公關，缺乏行為科學背景，無法有效轉化專業數據，導致社會恐慌。面對近年氾濫之「AI假醫生影片」等健康認知戰，公部門更常因缺乏基層信任媒介，陷入「澄清追不上謠言」的困境。
• 公衛師的戰略職能： 公衛師具備「健康社會行為學」專業，能運用行為科學模型（如健康信念模型）引導民眾自願配合政策。針對AI生成的健康假訊息，公衛師不扮演網管角色，而是作為專業判讀節點，迅速產出科學實證反駁論述，並結合基層長照據點建立「通路在地化」的實體信任網絡，面對面協助高齡長輩進行手機影片查核，並反向精準投放「高齡健康可信度短影音」，將認知防禦線推進至社會最末端。
• 國際體制對比：
  • ​美國（CPH體制）：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及地方衛生局，高度仰賴具備 CPH（Certified in Public Health）認證的公衛專家。這群人專職「健康傳播（Health Communication）」，在危機爆發時直接主導社區行為風險調查，將科學語言轉化為群體行為指引，而非單純仰賴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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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官體制現況與瓶頸： 傳統公部門提升疫苗覆蓋率的方法，多流於齊頭式的催打通知或增加一線醫護的臨床勞務負擔。當面對群體中的「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時，往往無法精準找出抗拒的核心原因，導致政策資源的流失與盲目催打。
• 公衛師的戰略職能： 公衛師不負責臨床施打，其職能是利用統計與流行病學模型進行群體空間分析，精準識別出高疫苗猶豫的「空間群聚點（Clusters）」與社群特徵，指引資源進行精準介入。同時，針對「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產出的龐雜數據進行即時監測與流行病學統合分析，以科學實證即時釐清因果關係，向公眾提供透明數據，用科學消除恐懼，維持社會對國家政策的信任。
• 國際體制對比：
  • 英國（UKPHR體制）： 英國國家健保局（NHS）與地方政府的公共衛生註冊專家（UKPHR Specialists），在疫苗政策中負責的是「群體行為與流行病學圖譜分析」。他們不拿注射針，而是透過大數據找出特定族群（如少數族裔或特定宗教社區）疫苗覆蓋率低的結構性原因，制定精準的群體介入策略。

• 文官體制現況與瓶頸： 隨著「長照3.0」的推进，公部門投入天價預算，但資源布建常面臨城鄉失衡。由於缺乏宏觀的群體資料分析，政策往往落入偏向「個案被動申請」的救濟模式，缺乏主動的群體風險預防，造成長照財政體制的沉重負擔。
• 公衛師的戰略職能： 公衛師不從事臨床的第一線長照勞務（不取代社工師與照專職能），而是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與人口老化係數進行「長照資源適宜性與可近性評估」，協助現行體系進行資源的動態精準布建。同時，公衛師能系統性引進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ICOPE（長者整合性照顧評估）工具，在社區第一線建立早期篩檢與衰弱風險分級機制，在長輩進入失能階段前進行群體健康介入，從根本上攔截慢性病惡化，減輕國家長照體系的長期財務負擔。
• 國際體制對比：
  • 日本（保健師體制）： 日本在應對超高齡社會時，將「保健師」牢牢釘在地方「保健所」的法定員額中。日本保健師的核心職能即是透過主動的社區健康診斷，利用數據劃分出高風險衰弱老人，進行跨部門的「社會處方箋」規劃，從源頭降低進入臨床長照的失能人口。

• 文官體制現況與瓶頸： 新興傳染病爆發時，時間就是生命。然而，過去實驗室產出大量次世代定序（NGS）數據後，往往在「數據轉化為政策決策」的環節上出現時間差，文官體制缺乏足夠的生物資訊與流行病學跨界人才來進行群體層面的動態溯源。
• 公衛師的戰略職能： 在這項指標中，醫檢師負責實驗室的高難度操作與定序數據產出，而公衛師則專長於數據產出後，在「社區群體層面」進行流行病學溯源、演化親緣關係樹分析（Phylogenetic Analysis）與抗藥性基因組裝。公衛師的職能是將「個體的檢驗結果」轉化為「群體的動態傳播鏈模型」，以科學實證協助政府快速判定未知的傳染源，為國家指揮官提供精準的決策支援。
• 國際體制對比
  • ​美、英（現場流行病學與生物資訊專家體制）：在美國 CDC 的現場流行病學情報服務（EIS）或英國的衛生安全局（UKHSA）中，公衛專家與實驗室科學家是並肩作戰的雙軌制。實驗室負責解碼病毒，公衛專家則立即將基因代碼代入「空間流行病學模型」與「田野調查大數據」，在幾小時內畫出病毒在社區擴散的親緣樹與傳播路徑。這種跨學科的無縫接軌，正是現代國家生物防禦能力的展現。

《公共衛生師法》的通過，不該只是完成一項政績宣示，更不該讓公衛師執照淪為一張「只能掛在牆上的合格證書」。當全球地緣政治局勢詭譎，公共衛生安全、生物防禦與社會韌性已不再只是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不折不扣的國家安全議題。

要打破當前「依法可考、卻難以依法執業」的瓶頸，考試院與衛生福利部必須展現跨部會的政策魄力，加速修訂地方衛生局（所）、中央疾病管制署及環境保護相關單位的組織規程。透過修正公務人員任用與考試法規，增設「公職公共衛生師」職系，或在現行職系中明文規定公衛師之法定員額比例。

唯有在體制內釋出常態化的職缺，讓這群受過現代流行病學、數據科學與行為科學訓練的專業人才進駐國家文官體制，台灣才能真正建構起實質、敏捷且具備大數據防禦能力的「國家健康安全大腦」。這不僅是對公衛專業價值的實踐，更是守護台灣民主社會韌性不可或缺的制度重構。 （相關報導： 防疫體系最後拼圖》公共衛生師法一拖20年　蔡壁如點出過不了關的癥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公衛學者、國家韌性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