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觀點：中東局勢與台美安全牽動，台灣決策為何踩煞車？

4月中旬，隨著鄭麗文訪問北京，大陸接連推出「十項惠台措施」，並透過民航渠道致函台灣，建議恢復直航和開放自由行試點，規劃從福建和上海出發，逐步推動兩岸人員往來。這些舉措顯示，兩岸互動已進入重新啟動階段，相關政策步驟緊湊、具有系統性。

這次並非全面開放，而是採用限定地區、限定規模的試點模式。首先選擇福建和上海作為起點，能讓交流維持在可控範圍內，也降低政策風險，減少外界的政治解讀空間。來自上海和福建的旅客，原本就習慣出國旅遊，消費力也較強。他們來台灣不僅僅是觀光，還會促進住宿、餐飲和地方消費。與傳統的團體旅遊不同，自由行的消費分布較廣，地方民眾的感受也會更明顯。對市場而言，這種設計具有誘因，也讓交流可以逐步回溫。

但這一波開放，並非單純的經貿或觀光安排。從措施內容來看，相關交流安排與既有兩岸政治基礎相互連動，帶有明確的前提設定。換言之，這並不是無條件的市場開放，而是一種在特定框架下推進的政策設計。這使問題出現本質變化。台灣面對的，不再只是是否恢復交流，而是是否在既定條件下啟動交流，以及如何回應這些條件所隱含的政治意涵。原本可以用技術處理的議題，逐漸轉化為需要政治判斷的問題。

相較之下，台灣這邊的回應較為謹慎，最初從需求和風險評估著手，之後逐步上升至政策與政治層次。原本可以用技術解決的問題，被納入更大的討論架構，使決策過程變得更為複雜。在短時間內，政策訊號出現變化，讓整體回應顯得不夠穩定。雖然互動已經展開，但決策仍停留在「要不要」的階段，這種落差逐漸被市場與外界感受到。

問題不僅在於立場差異，更關鍵的是決策形成過程。兩岸事務涉及政策制定、協商機制及行政執行，各相關單位均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缺乏一個能統籌並作出最終決策的核心機構。在這種結構下，各環節的考量都具有合理性，政策往往未被直接否決，而是在程序中被延後。當「是否接受條件」成為核心問題時，各單位更傾向保守，使延後逐漸成為常態。

當決策遲遲未定，影響最先出現在市場端。對旅遊業而言，自由行試點不僅是一項機會，更關乎能否度過低潮的關鍵。觀光活動停滯後，已造成人力流失及成本上升等問題。雖然開放政策帶來期待，但因政策推動未能同步配合，市場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擴大。企業在缺乏明確方向的情況下，難以調整營運策略，原本的機會逐漸轉為壓力。

兩岸政策並非僅受兩岸因素影響。在內部決策尚未形成共識的同時，外部環境進一步加重壓力。中東局勢尚未穩定，美中互動仍在調整，加上即將舉行的川習會，整體國際情勢持續變動。在多重訊號交錯之下，任何涉及兩岸的政策調整，都可能被放大解讀，不再只是單一政策決定，而容易被視為對外戰略表態，使決策空間進一步收縮。

除了外部局勢之外，2026年底的縣市長選舉節奏，也會影響政策判斷。不同選民群體對交流開放的反應存在差異，使決策不只是政策問題，也成為政治風險的分配問題。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任何明確決定都可能帶來成本，反而使「延後決定」成為風險最低的選項。

當前的情況是，兩岸互動已經開始推進，但台灣的決策仍未跟上。問題不再只是能不能做，而是何時決定要不要做。當對岸持續推動試點，而台灣仍停留在評估與觀望之間，兩者之間的距離只會逐漸擴大。決策的延後，本身就已經構成一種回應。 （相關報導： 商總許舒博被賴政府施壓？媒體人揭綠營應對「惠台」拖字訣：等這時機一次收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